2015年一 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中国世纪》一文，文中说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2015年会成为“中国世纪元年”吗？赞成者认为，除了中国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赶上美国外，还有其他“类中国世纪”现象出现，比如倡导亚太自贸区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倡建亚投行、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反对者则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看到上限”，甚至称“好像不久中国时代就要结束似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5年世界经济黄皮书认为，2015年中国仍极可能延续过去多年的惯性，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则表示，现在的中国类似于“1872年的美国”，当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第一次超越英国，而世界进入“美国世纪”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此，中国世纪的元年还远远没有到来。
尽管“世界第一”是当今中国绝大部分人都不接受的“桂冠”，但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主要强盛国家的目标，中国人认为绝对不能动摇。
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没有说要成为“世界第一”这句台词，但中国必须跻身于主导世界新秩序的大国行列，则是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民众不容置疑的目标，现在最大的悬念是实现的时间。
超美，没有被当成终极目标
“当人们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一个很少被人关注但很重要的事实是：2014年是美国能够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以经济总量第一的姿态进入了2015年，并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又恢复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地位。”
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世纪》一文中继续写道，“在出口、居民储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国甚至早就超过了美国。在创新和专利方面，中国虽然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
斯蒂格利茨呼吁美国政府正视“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出现，他说，全球经济实力的结构性转变从前也发生过，英国的主宰地位持续了近100年，即使19世纪70年代在经济上被美国超越后，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总会有个时间差，“美国和中国之间也会有”。
类似“中国世纪来了”的预告近期在美国媒体中也时常见到。美国彭博社2014年12月25日发表题为《中国以世界新银行步态走来》的文章，以讽刺的语气写道：“多亏有了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尾武彦，都没什么事可干了。”
美国《纽约时报》则在此前发表文章称，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表现显露了“大国雄心”，他们努力证明中国不是可怕的好战国家，并乐于帮助小国。近代中国由于国运不振，都是跟着国际形势走，而如今中国已经参与到突破秩序和制定规则的大国事业，“2014年就是个开端”。
应当说，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主旨是奉劝美国政府不要遏制中国，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而且美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以错误的方式作出回应，就会有反弹的风险，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体系或全球秩序，这明显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他鲜明地提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这一判断，还是引起国际政治界热烈的讨论。
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一种反应是，过度自信的认为“中国世纪”已经到来的观点开始在西方世界流行，“中国模式”击败“美国模式”——这种论调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时在北美最为流行；另一种反应是，把西方某些个别认为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观点视为一种阴谋，是想让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世界第一”“中国世纪”等光鲜的桂冠，更多的理解为一种忽悠，或者说是一种过分的抬举。
在不久后的2015年3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相关问题作出回应：“我在国外也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总是有被忽悠的感觉。因为按照国际权威统计，中国也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按人均GDP，我们是在世界80位以后。春节前我去西部农村连走两户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风的破瓦房里，儿子40多岁了，因为穷还没有娶上媳妇。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学生，但是妹妹为了让哥哥更好地念书，春节还在外面打工没有回家。我看了确实很心痛。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近2亿贫困人口，中国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时下的中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会心甘情愿地永远待在“世界老二”或者世界二流国家的位置上徘徊不前。
继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反复强调“两个一百年”目标就是军令状，是不可动摇的奋斗目标。比如，2014年10月29日，他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代表时指出：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依法治国，加强执政党建设，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对于中国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不管怎样分析，总是要把中国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来理解，才能洞悉中国人心中“强国梦”的真正内涵。
中国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报告中指出：1800年，全世界有9亿人口，中国占3亿。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占全世界的1/3，当时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的工业产值仍占全世界的33.3%，全欧洲只占28.1%。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其中中国占6个（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
但之后一个多世纪的衰败，让中国迅速跌入失败国家的深渊。就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后的最黑暗岁月里，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依然喊出了中国要成为“地球上第一强国”的口号，他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中国“必能驾欧洲而上之”，而且在1919年的《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中提出，只要振兴中国的实业，“不特可与美国并驾，且当四倍于美国”。
在毛泽东看来，赶上美国，超过美国，不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目标是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座谈时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中国超越美国是为了为世界多做贡献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毛泽东认为，作为世界上幅员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有自豪的文明史，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追随国家富强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邓小平终身的追求。1977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1985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的谈话中，突出了通过改革实现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中又一次表达期望：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亲自制定了中国的“三步走”战略计划：第一步用10年的时间达到温饱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21世纪再花50年时间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通过追溯历史，人们可以基本理清一个逻辑：中国的百年复兴计划，不是为了超过美国，而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让中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自觉追求。
作为中国这艘巨轮的船长，习近平深知稳妥地把握方向是船长第一位的责任。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出席APEC峰会发表演讲时做了这样的表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习近平在这次演讲中还强调，我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着坚定信心。同时，我们对需求下滑、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影子银行等问题和挑战保持着清醒认识，对外部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高度关注，正在采取稳妥应对措施，防患于未然。
时事评论家普遍认为：当今中国的领导人手里握着一把好牌，只要不莽撞，不犯颠覆性错误，不走邪路和老路，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
习近平作为一位经受过多种考验的成熟政治家，无疑为中国的航向稳定性又加了一块压舱石。对此，曾经访问中国上百次、与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都有过面对面交往的基辛格对习近平有这样的评价：习近平身负重任，他正试图改变一个拥有13亿人的国家，改变中国多年来业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国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世界经济日益复杂之际进行这个转变。我觉得，习近平会作为一位给中国带来重大改革的领导人被载入史册，其中一些改革将为中国带来历史性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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