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僵尸企业”难题（2）

政府和市场应各负其责

记者：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依法依规稳妥推进？怎样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张永伟：在解决“僵尸企业”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个情况是，划定“僵尸企业”时政府不要大包大揽。中央已明确了相关政策思路，下一步需对实施中的一些现实和具体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如政府如何认定“僵尸企业”，哪些是政府要重点处置的对象，用什么办法来处置“僵尸企业”。从过去处理过剩和落后产能等的情况看，如果对“僵尸企业”划定过宽，很容易让一些本来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调整过来的企业一下子被贴上“僵尸企业”标签，导致自我调整中断。如果政府在处置过程中大包大揽，行政主导色彩过重，或者过度迁就企业，就很容易被企业绑架，结果是政府出了钱，企业却不停地要求加码，最后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在市场出清过程中，早期宜先从窄划定“僵尸企业”，防止政府大包大揽，防止把市场包袱变成政府包袱。政府工作的重点要以大僵尸为主，对多数长期亏损且盈利无望的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其退出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不宜将之纳入需要政府帮助处置的“僵尸企业”名单中；对通过给出路、给政策就有希望调整的企业，不宜将之作为政府帮助处置的“僵尸企业”。很多陷入困难的企业如果能改革内部机制，或者进行重组，进行资产变现，进行内部减员增效等，这些都有可能使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会。之前很多企业不愿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下不了决心，现在倒逼其改革的时机到了，政府就必须利用外部环境形成的压力逼着这些企业转型、改革，甚至自生自灭。不能因为政府过早出手，让这些企业再生幻想。对大集团内部自有的“僵尸企业”，应主要依靠集团自己来解决，不应推给政府。

同时，要认识到，即使是对“僵尸企业”，或者是过剩产能，依照物权法也不能政府想关就关。若要让其退出，必须依法依规进行。依法，要点之一是完善和落实破产法，强化破产机制，让企业通过破产方式退出；要点之二是完善劳动合同法、担保法等，建立与当前转型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劳动关系，从源头上治理金融扭曲。依规，就是制定以外部性要求为主的各类行业和企业标准，包括技术、环保、安全、能效、质量标准等，尤其是环保、能效、安全这三个外部性效应明显的标准应成为依规淘汰落后和“僵尸”的主要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要公平执法，让所有企业都平等地遵守这些标准，不达标者坚决退出。

政府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为补充，互为条件。在处置“僵尸企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为让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当前工作的重点应为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创造条件，努力构建“保底线、可流动、再就业”于一体的企业退出保障体系。保底线，就是政府要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基本保障，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可流动，就是加快社保制度改革，实现养老金等可携带，让人员有流动性，同时研究完善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困难时能对用工自我调整的权利，以求得再生，这对员工总体和全社会是有益的；再就业，就是政府要提供就业培训，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财政资金重在花钱买机制

记者：目前一些“僵尸企业”有员工不断要求补贴加码、企业间互相攀比、企业虚报人数等现象。如何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防止掉入“无底洞”？

张永伟：财政资金重在花钱买机制。由于“僵尸企业”量大面广，须建立常态化工作理念，不搞大把花钱、短期、运动化的处置，否则后遗症就会很大。财政要支持产能退出和处置“僵尸企业”，但国家为此拿出的上千亿将来甚至会更多的财政资金，不能简单用于养人，而重在建机制。如果直接将钱补给职工，短期内可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但后遗症多，会为以后解决此类问题制造障碍。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出现员工不断要求补贴加码、企业间互相攀比、企业虚报人数的情况，甚至一些已经离开企业多年早已再就业甚至创业成功的人，也纷纷回来加入到争取高额补贴的队伍中，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非常被动。这种直接发放补贴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养人，政府希望职工拿钱走人，但往往事与愿违。因此财政资金的使用，除按法律规定对人员清退进行合理补偿外，其余资金要用在解决这些人的社会保障上，人员要真正交给社会。

处置“僵尸企业”要把握好时机，以求尽量减少财政支出。对长期亏损、靠政府和银行输血维持生存的大僵尸要果断出手，及时停贷、停补、停担保；对大集团内部的一些“僵尸企业”，宜先由集团自己处理，政府不要急于介入；鼓励企业先走破产程序，在司法框架下明确债权债务关系和劳动关系，然后政府再择机介入，防止掉入“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