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中”是改善民生的试金石

考察和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状态，有着众多的指标。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指标，具有综合性强、信息量大，直接反映民生水平的特点，如出生时预期寿命。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收入群体的比重也是这样一个指标。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成果都表明，如果一个国家　(地区)　中等收入群体达到2/3及以上，那么，国泰民安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基础。一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强调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是基础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和出生时预期寿命一样，是因变量指标，它们都是一系列自变量指标变化的结果。首先，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断提高，是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尤其是人均GDP、人均国民收入，乃至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迅速，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亦快速提高，这就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在大多数年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尤其是财政收入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速度。同时，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　(该指标被称为GDP的含金量)　在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水平，2013、2014年，分别为43.8%和43.3%。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在80%左右，法国、德国略高于60%。这也表明，我国GDP及其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稍逊一筹，贡献的社会福利相对较低。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

其次，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断提高，是分配、再分配体制和政策优化，主要是再分配优化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结果。目前，国际上基尼系数较高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有两种类型：一种以美国为代表，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尤其是1%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过高，拉高了基尼系数，使美国的基尼系数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异；另一种就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由于低收入、中低收入群体占比较高，尤其是存在着大量贫困人口，导致基尼系数远高于警戒线0.4的水平，甚至达到0.5左右的水平。这种两极分化仍在继续，进而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处于衰退之势。

目前，扶贫脱贫是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因此，一方面，“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由此协调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再分配的公平，同时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再分配机制在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将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积极的影响。

“扩中”要紧紧抓住牛鼻子

最后，笔者提出几个与我国现阶段形成中等收入群体相关性较高的方面———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或产业附加值水平，以及收入流动性等，简要分析它们如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提高。人力资本是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决定了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将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为技术劳动和管理劳动的回报，即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所以，如果我国现阶段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和质量不高的判断成立，那么，继续加大在健康、教育和培训等领域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价值的形成，不仅有助于形成供给侧的增长动力，而且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专门的论述：“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所谓产业附加值，是指在产品或服务中的新创造价值，包括活劳动的价值和利润。在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时，产品和服务中的转移价值往往占比较高，附加值就相应较低，反之，当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达到较高水平时，由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共同决定的产业附加值就将得以提高，其中，活劳动的收入，利润中企业家和人力资本的分红都将得到充分实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收入流动性反映个体收入相对位置的变化，反映收入分配差距演变的特征，以及机会均等的现状。如果一个社会收入流动性较高，表明人们的相对收入变化较快，机会较为均等，即使静态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也能在动态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均引起的社会矛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反之，如果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同时，收入流动性也较低，则收入分配差距将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收入群体和职业阶层将固化，从而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所以，要从教育公平、就业公平，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多个方面，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提高我国的收入流动性，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不断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还从加强产权保护，尤其是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的角度，阐发了产权制度对于现代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巩固的深刻作用。这对于正在经历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来说，意义尤显重大。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