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国人的“万世师表”
如果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复兴”一词来自孙中山的伟大革命思想，那么“文明之邦”则出自中国伟大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儒家学说对于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仅从人们尊其为“圣人”“至圣先师”即能切实感受到。早在“中国梦”提出前，邓小平（江青曾把邓小平说成是孔子的追随者）刚刚复出之时，儒家学说便已开始复兴。
在中国，孔子的名字与民族兴衰息息相关。遵从儒家学说的清王朝，在建立之初拥有西藏、蒙古和新疆并大大扩展了中国版图，对于中国的革命者来说，其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是尊孔。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大清帝国从一个强大的中央王朝变成了与欧洲列强和日本屡战屡败的国家，最后在1911年被推翻。革命家们认为中国落后和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遵从“僵化的”儒家学说，由此提出废除存在了几百年的儒学国家考试制度，甚至想废除保证世代传承的汉字。国内战争和日本侵略打断了与“孔子信条”的斗争，但反孔声音一直存在，并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特别是“批林批孔”（1972—1976年）时发展到可怕地步。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曾受过儒学教育，熟知《论语》和《大学》《中庸》《孟子》——它们被称为儒学经典“四书”。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靠近“先师”的思想。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毛泽东很多作品使用了儒家学说的“大同”。“大同”思想也正是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儒学中“孝”这种界定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原则，很典型地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关系——“老大哥和小兄弟”上。党的权力体系以及毛泽东后来建立的国家，不仅采纳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专家的建议，同时也引入了孔子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
毛泽东，这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国的新“天子”，像历史上反对儒学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一样。在孔夫子逝世200多年后，秦始皇征服了所有诸侯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清除儒学及其作品。毛泽东在执政时，也伤害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科学工作者，并很快开始了破坏文化及其承载者——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也许“伟大舵手”想摆脱中国传统文化，引入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并加以改造形成新的学说，而他本人则成为这一学说的创始人和新的孔夫子。顺便插一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容易让人联想到《论语》。
1976年毛泽东逝世，江青被逮捕，“四人帮”垮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结束流放生活，重返政治舞台，把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引入正轨，并描绘了光明前景。与此同时，与繁荣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民的“思想真空”。共产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试验和压制下声誉受损，而传统宗教被禁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其宏伟的气魄和卓越的政治远见，提出建设“小康”的目标，在儒家经典学说中被称为“小康社会”。2021年达到“小康”是在经济方面实现“中国梦”的“百年目标”之一。
邓小平用“小康”概念来证明“改革开放”战略目标是否实现的想法并非偶然。他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和实践家，而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没有时间来创建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理念，但邓小平看到了把孔子遗训付诸实践的成功例子。
新加坡国务资政李光耀利用新加坡有限自然资源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其秘诀便是“国家儒学工程”。在1994年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儒学会议”上，李光耀指出：“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另一个把儒学的国家观念付诸实践的例子是台湾。在败给共产党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把经济社会的基础定为“小康”。到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与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同样也是推行儒家文化的地区）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1978年12月，邓小平宣布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第二年会见精通儒学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正式宣布了“改革开放”与“小康”的密切联系。他亲自阐释了“小康”理念：“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康”概念被中国经济学家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高消费、高消耗”模式的一种特殊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马洪认为，“我们要追求的是在较高收入水平的情况下，较好地满足人民需求，推动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消费模式，也就是中国式小康”。俄罗斯儒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彼列洛莫夫这样评价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发展战略：“‘小康’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象征。邓小平成功地激发了全社会能量，并使这些能量注入到新的发展路线——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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