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明：社会活力研究助推社会治理

重视社会活力研究，缘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对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在研究视角和开放度等方面实现创造性转换的客观需要和迫切呼唤。我们要勇于突破以往研究的“惯性”束缚与浅层的描述局限，建立日渐清晰、符合国情的理论阐释构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市场活力大大增强，但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活力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营造。也就是说，一个有序与活力兼具的社会还未形成。社会缺乏活力，则市场活力也不会持续。因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以“创新”作为社会发展理念之一，意在增强社会活力。社会活力研究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客观要求，目的在于激活社会各层次活力以吸引各种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社会活力是人们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的综合体现。一般意义而言，社会活力总是表现为社会的生命力、维持力、发展力和创造力;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社会层面的活力和人自身发展活力的有机统一。社会活力具有丰富的民族性、持续的开放性和强烈的实践感。社会活力研究是中国社会学的一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社会活力研究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作为“西学”组成部分的社会学一经被介绍到中国，即被赋予拯弊愈误、强国兴邦和“经世济民”的时代使命。此中，便暗含了寻求中国社会活力之本并予以催发的题中之义。中国社会学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虽然深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但中国社会学者并没有盲从欧美学术窠臼，而是回归本土、关注现实中国。所以，中国社会学自被引进之始就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社会观”，这也充分说明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在寻求基于本土历史文化的社会活力研究。比如，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位批判传统治学方法、提倡实地社会调查的陶孟和，誓志全方位调查中国社会，力图一改中国的英雄崇拜思想以促发民众的积极行动，进而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平民教育家与社会学家晏阳初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因此，他认为担负着“民族再造”使命的农村运动，就是要培养民族的新生命、促成民族的新团结和营造民族的新组织。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组织整体性的强调，其要旨也在于改变社会散漫现状，唤醒沉睡的社会。吴文藻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社区的意义与社会研究的近今趋势》指出:“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一言以蔽之，是整个社会组织的解体”，并强调社区研究的真意即在于聚合民心和凝聚社会发展活力。

20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结合实地调查指出，要建设中国农村，关键在于如何将机械引用到农村中去。在后来的《江村经济》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该书就是为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同时，他还呼吁“恢复农村企业”以“正真建设起自己的国家”，这无疑是在整个国家层面对时代问题的诊断。

除此之外，陆学艺的“三农”问题研究和“社会建设”研究成为深挖社会活力的典范;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论(尤其是其中的“运行机制”部分)和社会互构论等则直接指向社会运行的秩序，社会活力的激活和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