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中国经济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是过去20多年的一个国际性焦点话题。但是，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秩序，尤其是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前景与世界秩序这两个问题如此紧密地、直接地联系起来，还是最近的事情。尽管世界秩序一直是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不得不承认，主要研究一国经济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的首先是经济学家，他们的贡献非常重要，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和世界秩序的关系

先看经济学是怎么看待秩序及其重要性的。根据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已故的诺斯（Douglass North）等的思想遗产的研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三种状态，即原始的无秩序状态、有限准入秩序的自然国家状态、开放准入秩序的现代社会状态中，“自然国家状态比无秩序状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而现代社会的开放准入秩序”则更使“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在每一种状态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相互决定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开放准入与政治的开放准入并存，经济上的竞争与政治上的竞争也一同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自然国家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并逐渐传播到全球。”

世界经济的形成、增长和持续的过程也是世界秩序的形成、增长和持续的过程，即世界经济本身产生着世界秩序。一些国际关系理论也支持这样的看法，例如著名的“贸易和平”论。但世界秩序的供给也是国家和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提供的公共产品，正是这一公共产品根本地支持了世界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世界经济发生的主要变化是全球化，全球化更新着新的世界秩序。正是因为全球化，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欧洲共同体变成欧盟，不过在欧盟诞生的同时苏联解体、世界贸易组织诞生、中国崛起、中美关系“进入相互依存时代”。同时，全球化也使得已有的代表现存世界秩序的国际机构的内生问题更加暴露。全球化摧毁了旧秩序却没有建成新秩序，全球治理的需求增加但供给不足。

世界秩序提供了解释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理论。一般地说，中国只要加入现有国际机构为代表的世界秩序，就大体解决了中国需要的世界秩序问题。不过，现有国际机构代表的世界秩序存在着许多问题。未来的中国经济要想继续增长，更加需要世界秩序的保障。现有世界秩序获得必要的改革，走向更加合理化，才有助于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国能否争取一个与更符合自身经济增长需要的新的世界秩序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评估过去30多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或者“国际环境”。对这一历史经验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得益于这一时期存在的世界秩序。

如同任何国际体系中的成员，中国一直高度看重“国际环境”。在《邓小平文选》中就有很多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的论述。“国际环境”是包括世界秩序在内的；或者说，“国际环境”大体等于世界秩序。任何经济增长都不可能脱离国际环境或者世界秩序。中国经济从1979年就开始逐步地“对外开放”，而开放经济更加依赖于世界秩序。如果是世界无序，根本不存在开放的可能。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逐渐改善了与世界体系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中美关系获得战略突破。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逐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融入了现有世界秩序，即变成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当然，这一融入直到现在仍然在进行。一是因为世界秩序是常新的，任何国家与世界秩序的关系都是常新的，必须在世界秩序中存在、行动，才能维持与世界秩序的良性互动。最近几年，中国大幅增加了在联合国的会费以便与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适应、在联合国维和的框架下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维和部队、是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的主要驱动力量、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肩负的国际责任增加、中国加入了IMF的数据标准和特别提款权（SDR）、中国也积极与非普遍性的西方属性明显的国际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如在2015年中国成为国际能源署（IEA）的观察员、在欢迎一些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同时中国加入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

一句话，中国与未来的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过去30多年形成的中国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