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世俗儒家与精英儒家（2）

此外又要看到，既然所谓“精英儒家”和“世俗儒家”，只属于一种方便的“理想类型”，那么，一旦把它带进现实的生活中，哪怕就是在书院和学堂中，便会发现更多界限不清或犬牙交错的情况。仅就后世道学先生的内部而言，尽管程朱理学未必就属于世俗，可是它既然更偏于普遍主义，足以对引车卖浆者都进行约束，也就更能够囊括和渗入世俗的一面。尤其是，一旦这种理学的内容变成了科举的主题，它也自然就会更流于下层和世俗。而另一方面，同这种夫子庙中的膜拜行为相比，更倾向于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的心学，大体上就会更具有精英的倾向，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在这种流派中就不会出现如王艮这样或许可以算是“大俗大雅”的泰州学派。

另一层吊诡又表现在，正因为程朱理学更偏于普遍主义，所以，尽管当年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曾经大批儒家，以为这种思想不能够匹配现代化，然而那些激进分子却并不了解，其实从江户时代的日本开始，到后来又雁阵起飞的“四小龙”，都正因为这种世俗的儒家伦理，足以对贩夫走卒们都进行约束，反而支撑起了日益活跃的市井经济活动。而相形之下，倒是在儒家思想的大本营，由于这种较为外在和僵化的信条，并不能满足士大夫的心智要求，而要到王学中去寻求心灵的自由，便反倒不那么容易进行转型。

无论如何，一旦置身于边缘的儒家社会，人们所获的观感是会有所不同的。所以，正如涩泽荣一有过“论语加算盘”的说法，金耀基后来也有“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说法，而后者已属于“反对韦伯的韦伯主义”了。问题不光在于，既然有了这种虚拟的“准新教伦理”，又如何去解释儒家的核心区在现代化转型上的困难？问题更在于，又必须从另一个维度提出，即使提倡“明道义而讲功利”的世俗儒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移植现代化，然而强调“义利之辨”的精英儒家，仍不能苟同这种仅在名义上“合理”的营私行为，而且从长远的文化发展来看，这种“不能苟同”仍有深刻的道理。

否则的话，在海外学者的那类时髦解释中，儒家到头来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保留，只不过如盐入水般地化入当代资本主义了，而这样一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化实践，也就没给未来留下任何解毒的良药。正如我曾经针对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之说，而委婉提出的询问和反思：“到底要把传统‘创造性转化’成什么样子，即究竟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呢，还是‘西方文化的东方形态’？毕竟，那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那个层面里，传统完全有理由被价值理念化，故此决不可以被当作过完河便不妨拆掉的桥，而应被视为须臾不可稍离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即使有一天全部的传统都被在现实层面碾得粉碎，这种对传统的价值理想也完全可以合法地传承下去，而决不会被任何文字上的论述证伪。”

可无论如何，撇开这些更深层面的学理不谈，借助于上述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我们总算是把握到了事态的复杂性：“一方面，一个完整的儒家体系，不仅不会原生地产生‘合理性资本主义’，还会对这种所谓的‘合理性’进行价值挑战；另一方面，一个破碎的儒家社会，特别是其中被外援因子激活的世俗成分，却足以移植和继生这种资本主义。”照此来说，我们也就不难顺势看出，在一个“破碎的儒家社会”里，前文所讲的“世俗儒家”，也正好属于它所残留下来的部分。

如此特定的文化残留，也就水到渠成、让人茅塞顿开地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后儒家社会”里，至少是经济向度中的现代化，反而会以膨胀的速度发展起来。作为底层的社会心理，世俗的儒家毕竟还残存着，它克勤克俭，隐忍平和，重视教育，讲求信用，看重血缘，尊敬权威。所有这些文化心理要素，都被人们视作了理所当然，其实也包括那些否定传统文化的人，却不知那正是他们的文化前理解，而且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特性，才支撑了对于现代化的移植，才构成了当代生活的隐秘地基。

别的不说，只要把“克勤克俭”和“重视教育”这两条给叠加起来，那么，凡是搞经济的人都知道，这会给社会的生产带来多大的后劲，而凡是搞教育的人也都知道，这会造成规模何等可观的教育市场，事实上，它已经让整个国际教育界都为之垂涎了。凡此种种，都属于那个“破碎的儒家文化”的隐形存在。甚至，正因为世俗儒家仍然残存着，其相应的道德直觉也同样残存着，而它又跟严峻的现实构成了悖反：传统一方面确实被毁了，可另一方面还仍然残存，而这又是我们的基础与转机。实际上，对于能不能扶老人，人们之所以感到纠结，就是因为现在的沉重现实，跟他们的道德情感在打架，而这种情感正好来自传统。

无论如何，世俗儒家强韧而隐忍的存在，以致社会的确在顺应着它的企求，表现出了“礼失求诸野”的势头，当然都不能被视作消极的发展。我在其他场合也曾明确地说过，只要现在的孩子都能部分恢复蒙学教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晚年，就应当会比现代的老年人要好，很有可能，就凭下一代人这么普遍念诵着“人之初，性本善”，他们就远比“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和改革中成长的一代，更能意识到为人处事的标准和底线，而不再总是做好准备去冲破它和蹂躏我们的神经。果真如此，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这种常识的恢复，视为对人心的一次有效的收束，甚至视为业已残缺的中国文明，对于本有功能的再一次顽强的自我修复。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警醒地看到，正因为当下的这种“国学热”，还只是受到了世俗儒家的支撑，所以人们对于儒家学理的心仪，也基本上还局限在世俗儒家的水平上。这方面最为昭彰的例证，就是人们并不会由此拾级而上，而只是停留在对“心灵鸡汤”的热衷上和对某些学界外围人物的追捧上。事实上，也正是为了提示此中的危机，我才会撰写这篇文章。无论如何，在这方面都不要太过沾沾自喜，倒要从当前失衡的“国学热”中看到，精英儒家的折损、式微乃至衰亡，仍然使我们的文明损失惨重，也仍然使我们残损的文化难图恢复。

另外，同样重要的侧面是，如果世俗儒家可以去移植现代化，乃至可以支撑一场同全世界的商战，那么，只有精英儒家才可能更进一步，去同全世界的思想文化进行深层的对话。换句话说，它不是去服从和利用现代化的规范，而是去质疑、反思和化解这样的规范。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尽管它并非为了“说不”而“说不”，然而它真正到了如鲠在喉的时候，还是要建立起具有儒家风范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唯其如此，它才能同现实生活乃至兴起这种生活方式的西方世界，进行良性而富有成果的对话，从而保持儒家学理的自身弹性。相反，一旦只是躲进了高楼深院中，用研究“哲学史”的遁词来自保，那么，尽管也在“文物保护”的消极意义上获得了相对狭隘的学术合法性，却会在现实层面上失去生命力。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