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3）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