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危机中的发展与发展中的危机（2）

“黄金十年”呈现出自身的危机

其实，即使从现代工业增长本身而言，其发展的速度与质性也极为有限，能否以辉煌的“金色”加以定评？其实，时人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已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估。

据1933年中国统计研究所调查统计，17省之工业（东三省除外），全国工厂不过三千家左右（包括未调查者在内），工人总数为214736人，动力总数马力为226085.45匹。平均每十五万人仅有工厂一家（洪丈里：《民元来我国之工业》）。国民政府“欲急起直追，然在短短数十年的时间中，于战乱相继，民不聊生的情形之下，亦断难迎头赶上。在人家是以工业为后盾，商业为前锋，在我国则既有前锋，惜无后盾。”（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因此，民元以还，中国工商业由传统保守之道路，走上与外货竞争本国市场的阶段。不过，从进出口贸易情况可知，此“黄金十年”间的历史与既往并无明显改观，“只有以传统之土产，谋抵巨量之入超，此一招架方法，数十年来如一日。”打开八十年来之海关进出口统计数字，几乎年年入超，“我国工商业之危机，迄今没有一日或离。”此间，现代工业虽亦持续增长，“然其范围狭小更未步上重工业之途，仅有轻工业中之几项主要者，稍具眉目而已。然亦无可讳言……国内基本工业基础尚难奠定，亦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准。”甚至，“民国奠定以来，我国之潜在财富，连年不断的在向外流出”。

纵向比较中亦可发现，就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而言，比较乐观之阶段“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时期。” 此间，民国纺织工业“即飞黄腾达……其总数约增加百分之五十左右。多数工商业皆能获得盈利，除此以外，则无时不在不景气空气笼罩之中。”（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实际上，在1936年前，“中国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一事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无关。”

所以，总体上看，在所谓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一则新式工业根本未走上现代化之途，再则受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军事的严重压迫，进步究属有限”（骆清华：《民元来我国之工商业》）。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工业品除丝织品、植物油尚可输出，火柴、卷烟、针织品尚可自给外，其余大部分都不可以自给。现代工业在发展中也呈现出自身的危机。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阅读延伸

费正清看失色的“黄金十年”

“黄金十年”成色不足，有人认为中国当时政局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而日寇的步步紧逼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又增添了新的压力。但究其根本原因，真正让“黄金十年”失色的是日本侵略还是自身腐败？

美国人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到国民党中国时，总结得入木三分，这就是“政府成为有组织的‘贪污集体’”，认为这是官僚政治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下层人民工资收入微薄，另一方面则是官场中最复杂的私人关系使“系统化的贪污”成为制度的伴生物。另一个美国人易劳逸则说，到1930年，人们就感受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还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政府最卑劣的特征。

民国无处不在的土豪劣绅为贪污腐败提供了“酵母”。1937年8月24日，李钟汉在给李宗仁的信中，谈到了广西乡镇长与土豪劣绅勾结的情况。广西的一些乡镇长到任不久，就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同流合污。土豪劣绅要拉拢乡镇长，乡镇长要利用土豪劣绅。(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