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求真

王先明:史学研究的主旨在于求真

精彩导读

▶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史学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为宗旨的。

▶就史学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意味着其知识体系的变革,也意味着史学知识体系在不断求真过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断扬弃伪识和建构真知,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辨伪求真与实事求是,是史学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价值。

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学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成就,以新的样貌标示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以至于标新立异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倾向。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李振宏:《当代史学平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朝向,即,“新某某史”(比如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等等)的相继推出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

逐新风尚一路猛进,虽然论证内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和立论模式却基本一致。某种意义上说,它构成了新世纪以来史学演进的总体趋势。其中,的确有务实求真的创新性成果的推出,为新时期史学的开拓建构助力颇多;但也出现了一些逐新求异的流风,即,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形成所谓新的成果。正如严耕望先生曾经批评的那样:“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即使从规范的学术话语表义上看,显然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刻意标新的各种史学诉求层出不穷,在“新某某史”的标帜下一时蔚然成风。这与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崛起完全不同,它们毕竟有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之外的特定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尽管学者对其具体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认识,但其中心内容是相对确定的——社会史研究社会的历史,文化史研究文化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不会有歧义。逐新流风所及的许多“新某某史”,就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而言并无新异之处;其所谓的新,按其提倡者的论证主要是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视角或问题表述的“新”而已,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换了一套话语模式,新词、新语、新概念、新样式。

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存在。学术用语或范畴的形成要遵循语言的基本规则,否则会引起表义的不确切或导致意义的混乱。从提倡“新某某史”的论证看,他们论定的“新”是基于研究理念、方法、视角方面,而这些不构成新学科、新领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论、新视角等是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学科研究中的,如有学者特别提出的“向下看”视角,国家与社会理论以及“微观深描”等方法,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某某史”的专用学术范畴,它同样适用于政治史、经济史,乃至事件史(如太平天国史、洋务运动史、义和团运动史等)研究,仅仅依凭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趋新即推出一个“新某某史”,不合乎学科发展的规则。今天即使研究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其视角、理念或者话语方面也与传统研究大异其趣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刻意标举出新太平天国史、新洋务运动史和新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领域或方向。学术概念和学术范畴应当在严谨、准确、规范和科学的前提下精确凝练。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史学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为宗旨的,正如刘家和教授所言:“中西史学都是力求在‘求真’与‘致用’的张力中来确保自身的学术地位的。”求真乃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根本宗旨。概而言之,史学之求真可分四个方面:

考订史料之真实。史料是过往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是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所必需的材料。史料可以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或称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史料有真伪之别,亦常存真伪相混之事。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往的客观实在,史学工作者无法直接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只能通过历史资料(文献的或实物的)去达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因此,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前提,便是“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展开自己的工作。(李振红:《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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