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广云：鲜为人知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社团在北京陶然亭召开实现“改造联合”座谈会。（供图：季礼） 

周恩来发动北京各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商革命团体的联合与改造

李大钊是中国较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之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会务活动有组织演讲、学术讨论、参加社会实践等。先后参加学会的有120多人。

周恩来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成员大部分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干部。主要活动为出版《觉悟》刊物，组织讲演，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十分活跃，积极开展工作，不负“觉悟”之称，在当时知识界有引领、创新之意识。为了把“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觉悟社”派出专人到北京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听了“觉悟社”的倡议之后非常赞同，建议他们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个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团体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陶然亭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2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大家首先推举刘清扬主持会议。在会上，刘清扬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与议程安排。接着，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随后，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周恩来的发言受到了全体代表的欢迎和拥护。在会上，李大钊也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了言。他对“觉悟社”约集这次会议表示感谢，并对联合以及今后进行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

此次会议之后，18日午后1时，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图书馆，讨论并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两份文件接受了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体现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思想。“主义明确”、“旗帜鲜明”等原则为各团体今后的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历史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那么，“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历史贡献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成立。

1920年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茶话会，陈愚生向大会报告了18日五团体代表讨论并通过两份文件的情况。随后，李大钊指出：“本会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自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其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引自《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三期）

《改造联合宣言》一开头这样写道：“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引自北京旅游出版社《陶然亭》第71页）以上强调的“主义”和“赤旗”不是各种学术思潮与流派，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在“主义”、“旗帜”明确的基础上，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小组负责人。

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成员有邓中夏、张申府、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缪伯英、高君宇等人。

可以说，“陶然亭五团体会议”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立，为1921年7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