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是“文化繁荣”的开始？

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恢复，一个大帝国重新崛起，及至汉武帝即位，已国力强盛，可以向长期挑衅的匈奴大喝一声“不”。与此同时，文化安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通过汉武帝，农民付出了‘海内虚耗，人口减半’的代价，造成军事、文化的极盛时期。”

“文化的极盛”，换一种说法，就是文化大繁荣！撇开具体细节，为打造文化大繁荣，汉武帝推出了四项全局性的大举措。

第一项，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国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有鉴于暴秦弊政，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政，对各家一视同仁，故而百家并流，《六经》异传，文化生态一度回归自由宽容。但这种宽松也给统治带来了麻烦，这就是 董仲舒所概括的：各派自有思想，各人自出议论，百家方针不一，意见不同，弄得在上的统治者没法有一个统一的方略，法律制度屡有更变，在下的老百姓不知道听 从哪一家的主张。惟其如此，汉武帝即位以后，“夙夜不遑康宁”，睡不上一个囫囵觉。于是，他向百来个社会贤达与学界精英连下三道策问，“欲闻大道之要，至 论之极”。只有董仲舒的对策让他豁然开朗，欣然有得：“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汉家统治的文化安全而言，这一对策最对症下 药：统治天下，只能有一个思想；统治者才会一劳永逸，彻底省心；而儒家思想就是让统治者一劳永逸的指导思想。董仲舒在对策中向汉武帝展望：只要这样，邪辟 的学说就会消灭，然后统治的纲纪就可统一，从而法度也可以明确，人民便知道遵从了。丞相卫绾迎风希旨地奏请，在对策者中有以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 仪之学来扰乱国政的，一概罢黜不用，汉武帝当即御批同意。自此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文化国策，成为中国专制君权须臾不离的通灵宝玉。

第二项文化政策，就是官办儒学教育，设立《五经》博士。

汉初博士官，并不限于儒经，也有诸子、诗赋、方技、术数或其他专长者。罢黜百家后，只有儒学《五经》才有立博士官的资格，儒经以外的其他博士官一律废罢，在 制度文化的层面上确保“独尊儒术”的说一不二。不仅如此，汉武帝在中央建立太学，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一概教授儒经，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 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诱导他们“靡然向风”的，主要不是儒学《五经》，而是功名利 禄。这条尊儒读经、读经出仕的禄利之路，把思想统治与教育体制、选官制度捆绑销售。于是，“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一部儒经的学习心得动辄百余万言，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开后代空话废话的先河；千余名大师满天飞，其壮观也不比目下大师贬值稍有逊色。生活在那个时代，谁还敢 说学术文化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