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我记得辩论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
董必武是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与毛泽东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37年他向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回忆了他参加中共创立的过程：“……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每个省派两名代表出席，日本留学生派一名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大约于1935年在红军中工作时与瞿秋白同时被杀)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内政部官员。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一个是荷兰人，在中国我们都叫他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我记得辩论一个观点，是党员可以不可以当官和做技术工作，一些人反对这样做……”
李达：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
李达在建党前后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1955年对访问者回忆说：“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维经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据他说：‘东方局曾接到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过几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派他到中国来看看。’他曾在美国做工多年，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到了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由于李大钊同志的介绍，维经斯基到了上海，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几次座谈，其经过也和在北京的一样，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列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维经斯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联系，他不懂得什么理论，在中国看了看以后，说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戴季陶等人就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就骂了戴季陶一顿，戴季陶就没有参加组织了。当时在上海参加发起的人有陈独秀、李汉俊（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陈望道(党成立大会以后退出)、俞秀松、施存统（参加后去日本留学，现属民建)、沈玄庐 (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达等。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在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
李达还回忆了毛泽东出席一大时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在这时已显露了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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