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殿尧：回望来路 不忘初心——亲历者回忆建党细节

1920年8月，陈独秀组建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图为该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供图：吴为）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这次会议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右倾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图为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局部）。（供图：刘志）

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当年的先行者究竟有怎样的际遇、怎样的心态？回望来路，不忘初心。让我们通过亲历者的一些文字或回忆，回到那个伟大起点，感受先行者们追求真理、为国为民、敢为天下先的情怀。峥嵘岁月打磨了回忆，片言只语难免疏漏与错讹，但这依然无损我们对于先行者的敬仰与怀念。

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写信与李大钊等商议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首推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是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揭竿者。作为近代中国最敏锐最有冲击力的思想家，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夕，他便指出：“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他大力鼓吹“德先生”（指“民主”）和“赛先生”（指“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奔走呼号，毛泽东称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而另一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则有更多介绍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 陈独秀和李大钊被称为首倡建党的“南陈北李”，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决定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出席正式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没有留下回忆建党的文字，我们只能从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文章或言论以及其他亲历者回忆中，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理念，特别是建党动机。

关于陈独秀的一些情况，据张申府回忆，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经过李大钊的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陈独秀在信中还就党的名称与我们商议：是叫共产党，还是叫社会党，希望听听我们的意见。当时我们还很幼稚，虽然认为名以‘共产党’为最好，但又不敢作最后决定。后来维经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我们都同意了。对于建党一事，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便开始分头活动。陈独秀热情极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他参加党的一大的经过：“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是当时中国知识界领导人。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起过作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的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关于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他出席会议的人有董必武、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等。我们总共是十二个人。当年10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书记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工作过的有：陈独秀、张国焘、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和李启汉。在湖北的党员有董必武（现任保安党校校长）、许白吴、施洋。在陕西的党员有高岗和一些著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和彭湃（1929年被害）。山东省委的创始人中有王尽美和邓恩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