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朝鲜战争与中国崛起（2）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被变成了“死棋”。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如来合掌”之中。失去大海，蒙古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的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相反，外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外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并必将产生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

最后，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火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被邀参加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又都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确定的。

由此，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则是直言不讳，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明白：

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在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

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将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待，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