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在中国的“流行史”：最初为警务部门标配

自行车于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率先实现量产之后，最早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到中国。但它一开始并未赢得“中国主人”的热爱。那时除了使用自己天然的两腿走路以外，国人的习俗还是抬轿拉车，自己坐车、自己使力会被人笑话的。

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为提高办事效率，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

萧乾在写于1934年秋天的散文《脚踏车哲学》中，刻画出了当时北京城骑行者的种种样态。比如，税局科员的“鹰牌”自行车往往亮得像银条，但因为太过于注重表面，结果只配在马路上摆摆架子；速度最快的是电报局科员，“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巡警的木棍会被撞掉

鸦片战争的烽烟未散，紧随而至的五口通商，标示着近代中国的门户从此敞开。作为西方文明的承载，各式西洋舶来器物陆续传抵中国。这些西洋器物在异质文明的环境中命运各异，不能一概而论，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原有的生活模式。

以自行车为例，最迟至1868年，这种交通工具传入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再度开放国门之时，世界惊讶地发现，中国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看似一望无际的自行车车流。百余年间，自行车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普及型工业品。但与“自行车王国”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及其背后的时代变迁却几近无人知晓，值得深思。

从“究竟费力”的无用之具 

到“深加慕悦”的文明奇器

自行车传入中国的最早证据是1868年11月24日出版的《上海新报》。在报道中，执笔者以中国人的视角审视上海街道中出现的“自行车几辆”。自行车对当时的欧洲来说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中国，可见引进速度之快。文章中段以大量笔墨宣扬自行车在“外国地方”的利用情形，谓之不仅“力过于马也”，而且已经装备外国军队。此文结语“即中国行长路，客商尽可购而用之，无不便当矣”，一语点破最终目的是在华推销自行车。

自行车于19世纪60年代在法国率先实现量产之后，最早是被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引入到中国的。但它一开始并未赢得“中国主人”的热爱，这与晚清中国社会的结构与文化特性有关。那时除了使用自己天然的两腿走路以外，国人的习俗还是抬轿拉车，自己坐车、自己使力会被人笑话的。因此，自行车虽然早已传入，却还未被扩大利用。

庚子事变之后，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崇洋心理渐次取代“天朝上国”的观念。《申报》有篇《风气日开说》的社论，论述人们对于西洋事务由最初“惊奇诧怪”，到后来“深加慕悦”的变化：今日之中国已非复襄日所比，襄者见西人之事，赌西人之物，皆群相诧怪，决无慕效之人，近则此等习气已觉渐改，不但不肆讥评，而且深加慕悦。

这种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根本扭转，有力促进了自行车的普及。自行车再也不是那个“究竟费力，近不多见”的无用之具，转而变为可以“娱畅心神”并寓有深意的文明奇器。不过，此时传入中国的自行车在技术上还不完美，尚不能作为完备功能的代步器械，而只是闲时游戏娱乐的工具。但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一种西方生活方式的承载，中国人对自行车表现出的喜好日渐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