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夕龙：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的危害及应对

网络意识形态营销，就是利用网络来传播作为思想文化商品的意识形态。从目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为了传播意识形态，另一种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前者是利用网络技术和商业手段来达到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本质是意识形态行为。后者利用网络技术和商业手段，把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目的作为营销对象，实现获利，本质是商业行为。从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来看，则有正面营销和负面营销两类。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严重破坏了网络意识形态生态，严重威胁了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是如何操作的？

近年来，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可谓五花八门。但总的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直接贬低中国，否定党和政府，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另一类则直接肯定和赞扬其他国家与政党，以及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理论，旨在否定我们党和政府，否定主流意识形态。这些负面营销活动，从营销策略制定、营销对象选取、价格和分销系统设置，到广告传播、市场操纵和促销活动等，都是精心准备的。

营销策略。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最终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其挑战和破坏的直接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按道理来讲，应该利用比较系统完整的、自我标榜科学的理论来抗衡真正系统、完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一套网络意识形态生态营销策略，通过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局部破坏，最终达到整体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的。这种策略迎合了网络传播的瞬时性、速逝性、浅阅读和娱乐性等特点，不需要思想产品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效果却比后者更为有效。负面意识形态营销很少传播诸如理论著作等长篇文字信息，而是使用了大量去语境化的、片面的、教条式的短小语段、通俗文章以及新闻与评论等，从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军事多方位，从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多层次来对主流意识形态实施攻击。对这种传播策略的彻底反击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需要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和事实的解释与说明，但这恰恰不大适合网络传播规律，大部分网民没有耐心阅读与辨析。

营销对象。网络意识形态负面营销的对象是所有网民，但主要针对的是非专业普通群众。网络使用者绝大部分是非专业普通群众，他们是稳固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自然是负面意识形态营销争夺的主要对象。普通网民尤其是其中的年轻群体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理论活动较少，没有完整和系统的知识，思想的深度和广度还达不到自觉抵制负面意识形态的程度，因此最容易受到多方位和多层次局部破坏这种营销策略的影响。大量网民通过稳定而富足的现实生活体验，比较相信党和政府，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正确性，面对负面意识形态冲击，即使不能在理论逻辑上给以驳斥，也会保持警醒。但也有一部分网民，或因为个人和家庭的挫折与不幸，或因为遭遇社会不公等因素，自愿地成了负面意识形态的“俘虏”。

营销方式。首先是设置和主导议题。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有可能成为网络负面营销设置的议题。其设置手法花样繁多，但都是以偏概全，从局部和个别问题出发，最终指向否定整个中国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过程中，他们会进一步操控议题的性质和走向，其标准的话语逻辑用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这国怎”，“亏总民”，“我陷思”，“定体问”，“中必输”，也就是“这个国家怎么了？”，“吃亏的总是草民”，“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一定是体制问题！”，“中国必成最大输家”。其次是制造负面情绪和认识的“意见领袖”。这些人一般在某一领域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者因为从事媒体传播而出名。负面意识形态观点从这些“意见领袖”口中说出来，才更有“可信度”和迷惑性。从实际结果来看，确实有相当多的普通网民即便没有什么委屈、挫折和不幸，也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产生负面情绪和认识错误，不能全面地看待问题。再次是操控网络“水军”，制造舆论热点的假象。所谓“水军”是指网络资本雇佣的、常常以同一语言在同一时间段内支持或反对某个网络舆论的大批量网络账号使用者，其背后是专业的价格设计和分销系统设置，效率很高，影响巨大。第四是物理掐断。如果以上步步为营的方式还没有取得满意效果，那么负面营销主体往往会使出最后一招，即直接支使网络媒体管理人员限制、屏蔽或删除正面意识形态的转发和评论，直至销号。

促销手段。至少包括捏造式、篡改式、抹黑式、侮辱式、对比式、割裂式、讽喻式、表演式和碰瓷式等。这些手段与其多方位多层次局部破坏的总体策略是一致的。捏造式是凭空捏造事实，制造和传播谣言，例如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后，为否定我们党而捏造了一系列所谓抗战老兵没有得到政府照顾的故事，意指我们党不公正。篡改式是指篡改他人尤其是主流媒体的信息从而改变信息的内容和性质，例如有网络媒体将解放军报的报道标题“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篡改为“我们的主义乃宇宙真理”。抹黑式是指采用各种无耻手法把正面形象丑化，例如通过宣扬雷锋穿皮夹克戴手表来整体否定雷锋艰苦朴素的真实性。侮辱式是指使用极端下流、毫无人性和底线的语言来侮辱正面人物，例如说刘胡兰是“小三”、邱少云浴火牺牲是“烤肉”等。对比式是指通过对比中国和外国发生的同类事件来贬低和否定中国，例如所谓“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闯红灯是没有规则意识，美国人闯红灯是在确定无车后才走的，是高素质的闯红灯。割裂式是指割裂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历史与现实、发展与稳定等辩证关系，以片面强调某一方的形式来表达某种反主流的观点，例如爱国不等于爱党、改革开放前30年公有制导致贫困等等。讽喻式是指利用语言、形象和情境等的歧义性和多义性来编造带有讽刺意味的叙事或议论片段，以挖苦中国嘲笑主流，例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最真实的一句话是‘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等。表演式是指负面营销主体把自己装扮成正面形象来传播负面言论，被人揭露时则辩解说自己是爱国爱党的，是“小骂帮大忙”，例如某些被网民讽刺为“体制婊”和“砸锅党”的人主张中国搞多党制等。碰瓷式是指某些负面营销主体直接发表反对主流意识形态、违背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的言论，以之挑衅舆论和引发政府行为，而当遭遇反对和行政处理时，就以言论自由为由满世界宣扬自己被迫害，从而获取政治资本。总体来看，这些促销手段往往因其突破常识和底线、刺激人们正常心理而得到广泛传播，需要针锋相对地给出有效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