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2）

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所面临的问题

G20中的“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一直认为，G20不应该是传统的西方大国为主的G7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重建。G7是西方国家对世界的治理，因而不具备充分的全球合法性。然而，事实上，在世界事务中，G7并未因为G20这样的宣布和努力而不存在。相反，G7却因为G20的存在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例如，2016年，日本轮值举办G7正好与中国轮值举办G20同期。G7在日本主导下，不顾G20中大多数成员的感受，再次强调G7的作用。[2]显然，日本把其在G7中的重要性看得比在G20中的重要性大得多。

在金融危机的“危机管理”（“同舟共济”）阶段（2008—2010年），美欧为了调动“新兴经济体”在解决金融危机中的积极性，策略性地许诺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然而，事实证明，美欧的这一许诺是口惠而实不至，因为欧美日事实上并没有放弃G7，而且试图通过G7主导G20。

G20代表着一种对“（国际）权力转移”的集体管理。但是，当前的国际现实是，“权力转移”尚未完成，且距离“权力转移”完成还有相当的距离。G7缺少集体意愿和准备接受以G20为主要论坛的新的管理“权力转移”的制度安排。这对形成以G20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非常不利。

因此，在肯定G20自2008年以来对全球治理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时，必须认识到G20这一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G20在形式上是全新的，但在内容上却至少有一半是旧的。从某种程度上讲，G20是G7的延伸或者扩大。与G7一样，G20也是加拿大、欧洲国家发起的。这些国家在当前的国际权力体系中属于“中等强国”，即它们在国际权力地位上不上不下，但在领土或者经济份量等许多方面，已经是世界大国。G20包括四个欧洲国家——德、英、法、意。不仅如此，由于欧盟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行为体登上世界事务的舞台，制定和实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G20的正式成员，因此G20的欧洲代表性有些过度。鉴于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G20本质上是由欧洲所主导。

然而，G20的成员国英国已经通过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并将与欧盟建立新的关系。这一事件将影响欧盟的未来，也会对G20中的欧洲作用产生重大影响。

欧盟的成立是为了使欧洲不再发生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由于这种欧洲战争所导致的世界大战，也即欧盟是为了世界和平而建立的。英国脱离欧盟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之间将重新选择战争，但一个因此而缩小的欧盟在全球事务包括在G20中的作用将有所下降。

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的欧盟，其框架也开始出现老化现象，所面临的问题亦不断涌现，所以，英国等欧洲国家一直在推动“欧盟改革”。也就是说，仅仅追溯G20的欧洲成分和欧洲作用，就能理解G20这个全球治理框架存在的深层问题，这的确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二，作为大国之间的合作平台，G20的国际合法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世界上弱小的经济体及国家等在其中没有得到代表。尽管G20也邀请了一些非成员国参加，且地区组织如非盟、东盟等一般都参加每年的G20峰会，但这些改进G20全球合法性的努力仍是杯水车薪，G20本身存在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几个发展中大国在G20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改善G20的国际合法性问题，但G20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执行上囊括更多的没有被吸收进来的国家，从而使自身成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典范而不是制造全球治理的“民主赤字”。

第三，G20的诞生是为了回应全球化危机，但这一任务几乎难以完成。全球化的危机之一是人的危机，即社会中下层的生活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甚至没有保障。在全球化最深入、精英从中受益最多的欧美，却出现了普通民众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全球化的浪潮。G20显然扭转和解决不了这一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当然是人，人可以推动全球化也可以逆转全球化。G20在强调解决这一根本不平衡问题上尚未创造奇迹。从2008年到2016年，尽管G20不断强调着力应对全球化中的各种问题，但并未真正缓和底层民众的恐慌和苦难，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逆转”全球化的大事件。

全球经济治理是社会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互结合的过程。地方的、国家的相关机构要与全球的、地区的等宏大机构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仅有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宏大机构还不足以有效治理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