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勇：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环保工作（2）

将环境监管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手段

优化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通过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生态红线制度，合理化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布局；通过产业和技术政策环境影响评价，限制新增已过剩和落后的产业和生产技术；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制新增已过剩和落后的建设项目。在这些方面，我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取得了明显成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关键是，要通过立法，扩大规划环评的应用范围并增强约束力，明确经济技术政策环评的法律地位和实施细则；同时，加大建设项目环评的实施力度，提升效果。

激励创新，奖励先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高度重视激励和引导的政策措施。可以选择那些对国民经济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成熟治理技术的行业，通过提高环境排放标准，加大产业技术创新力度；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环境质量要求，提出地方特别排放限制，激励当地企业的技术和工艺创新。同时，通过绿色信贷、差异电价水价、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专项奖励基金等办法，既支持进行生产和环境治理技术创新的企业、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又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融资渠道并增加其生产的成本。

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增长对环境产生的新增排放压力可能出现较明显下降。这是由于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我国正处经济发展增速换挡的深度调整期，“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GDP年均增速为6.5%以上。从主要预测情景看，近2—3年我国GDP增速可能不会超过“十二五”7.8%的年均值。这就会导致我国“十三五”期间的新增能源消费量的增幅较“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会明显收窄，其他资源消耗也进入涨幅“收窄期”，新增环境压力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去产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在2—3年内将取得实质性成果。目前，几大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过剩产能大体上在30%左右。如果这些过剩产能中的落后产能得到清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贡献是非常乐观的。

在这种经济形势下，环境保护要抓住这一窗口机遇期，一方面，加大治理力度，多还历史欠账；另一方面，抓住这一窗口机遇期，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和节奏，利用2—3年的时间，按照中央已确定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即“1+ 6”改革方案，将环境治理的基础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到位，加大建立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制度体系，确保到2020年前，有关制度体系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