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征是万死千伤之路？（2）

尤太忠将军：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尤太忠：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长征中时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连指导员。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这是十年前尤太忠接受笔者采访时讲的第一句话。当时尤太忠已得了癌症，困难的呼吸，似乎使他想起了那次远征：“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病房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五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了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哪！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这种隔着时间山峦和记忆烟云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清晰和精确，但我不想对它进行加工整理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的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六十年了，那一个一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不明真相的藏民的冷枪，死了。他们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时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二七九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二七四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二七一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二七九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看上去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万、八万多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几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他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

“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一百零六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五十三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1996年4月13日的广州，尤太忠将军说的这句话至今依然在我耳畔回响。

尤太忠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将军晚年阅读了大量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他说：“讲真话吧，得罪人；不讲真话，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都死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好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