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2)

文化自信的深厚历史底蕴(2)

核心提示: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中华文化的形成、传播、发展与汉字息息相关。汉字源远流长,起源于模仿自然、图画纪事、表情达意的需要,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符号系统。经过长期的演变与实践,逐渐形成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与假借六种造字法与用字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的人文情怀。汉字最初有甲骨文、金文等多种形式。秦始皇一统中国后,为统一汉字书写,采用小篆。我国各地乡音不同,但书面语言相同,这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了坚实载体和重要保证。文字的统一,有效促进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国家政令畅通,对实现国家统一和多民族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字的统一与各地方言乡音并存,在相同中保留特色,体现了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汉字的相对稳定,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了独特贡献。汉字具有象形与表意的特点,在表达人文精神以及人与万物关系方面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即使时过境迁,后来者在阅读古籍时同样可以由文辞而把握其道理与智慧,将世代积累的优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孔子对文字很重视,强调“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即思想要传播久远,需要有文采的语言文字记载。古人所强调的“三不朽”,其中之一就是“立言”,足见文字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我国古代有“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传统,显示了文化典籍和语言文字在传承思想、培育人才与改善社会风气中的积极作用。

丰富的语言文字,需要相关的工具书帮助人们掌握。东汉许慎撰写的字书《说文解字》,通过剖析文字构件(文)来解说字义,对规范字形、字音与字义作出了贡献。清代研究《说文解字》甚至成为显学,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词书《尔雅》,保留了大量多学科(特别是博物学)知识,为丰富汉语词汇的语言形式、融会沟通词语的意义打下了基础,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成为阅读《五经》的重要准备,后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

独特的语言文字、风格多样的书写形式,形成了符合人们审美需要和表达人们审美感受的书法艺术。书法以艺术形式表达人们的思想、修养、爱好与情感,“笼天地于形内,挫万般于毫端”。因此,不同时期的书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观、历史观与人生观,它们既受到历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又间接地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丰富内涵,如易学的阴阳相推思想、儒家的中庸学说、道家的相反相成观念、禅宗的顿悟静修主张等。书画同源,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对独特的中国国画(水墨画)的形成影响很大,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宝。

在某种意义上,独特的汉字文化系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古今传承,也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华民族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注意从整体性上加以理解,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公元13世纪初,印度佛教式微以后,其中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博大精深的文献典籍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对中华文献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括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认识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有指导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说来实行政教分离,没有形成像西欧那样的宗教黑暗时期。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学,为不平等社会里的“各色人等”找到了一些平衡点。我们可以看到,皇权统治以经学为工具,而民间亦以经学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同经学有关。西汉时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东汉时“五经”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尚书》《诗经》,成为“九经”;后又加《论语》《孝经》《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十二经”加《孟子》,形成“十三经”。

儒家的经书从“五经”扩大到“十三经”,是社会演进的需要,目的是使社会各个阶层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而不致发生冲突。儒家经书既维护我国传统社会尊卑贵贱的分野,又调节个人的喜怒哀乐。儒家经典所体现的包容性、伦理性,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适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普及本,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其中的价值观进入当时青少年的头脑。应当指出,这些观念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今天不能简单照搬。除去儒家经书,中国还有史书,各个思想文化学派的代表作,以及个人的文集等。经史子集,汗牛充栋。

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清代产生了“汉学”,众多学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献,纠正了许多错误。学者们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严密的搜集、排比、分类以及识别文献资料的方法,为保护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作者为思想史家、西北大学原校长)

责任编辑:李梦柯校对:蔡畅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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