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翔:正确看待学术研究的超前性

刘作翔:正确看待学术研究的超前性

核心提示:中国的智库近两年可以说是飞跃式发展。对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涉及对策问题和基本理论的关系,学术如何处理基本理论和对策问题关系。对策问题要讲清楚,没有基本理论是不行的。

大凡学术研究,都有一个任务和使命,就是领实践或政策之先。要做到这点,就要正确对待学术研究的超脱性和前瞻性,即超前性,处理好几个关系。这几个关系,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于学术载体,都是很重要的。

如何看待政治性和学术性的关系

学术研究同新闻媒体的宣传是有区别的,新闻媒体的时效性特别强,影响力也很大。新闻宣传有时候喊喊口号;但是据近年的观察,学术研究也难免存在喊口号的现象,这与学术研究的旨趣相去甚远。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很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会适得其反。”这就涉及到政治性政策性问题如何转化成一个学术问题。例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法治中国、依法执政、民主建设、人权保障、司法改革,等等,这些命题对中国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都面临着如何深入和细化的问题,每一个命题都包含无数可以分解的、可以细化的问题。再比如,人权是一个高度抽象和高度概括的概念,在法律里面,人权分为无数个具体的个人权利,通过许许多多的个人权利体现出人权的发展进步。像这样的问题需要很好地细化,需要做深入地研究,不能简单陈述文件的结论。

如何看待基本理论和对策研究的关系

中国的智库近两年可以说是飞跃式发展。对策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就涉及对策问题和基本理论的关系,学术如何处理基本理论和对策问题关系。对策问题要讲清楚,没有基本理论是不行的。例如,去年热炒的福山的观点,就涉及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福山有个排位:排在最前面的、最优先的是政府的高效,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其次是法治;民主排在最后。这样的排列有人认为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好像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了理论依据。福山的理论是实证的结论,他说这样一个排列是通过对国际上一百多个国家的考察得出的。但他的理论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上是割裂的。我们在很多年前研究过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判断,即法治离不开民主,民主也离不开法治。但是他把民主和法治割裂开来。像这样的问题就涉及民主与法治的基本理论,我们要不要去深入地研究?离开法治的民主是什么民主?“大民主”就是离开法治的民主,这是有实践教训的。离开民主的法治又会是什么样的法治?离开民主的法治就会导向法西斯专制和独裁。这都是基本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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