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文丨张文木：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2）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23]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24]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25]，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26]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27]，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28]。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尼克松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29]

尼克松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30]，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31]——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32]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33]，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4]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5]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36]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7]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否严肃思考过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是否会在21世纪降落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38]。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在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