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颖廉：创新食药安全治理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食品药品则是人类健康的物质基础。从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推进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健康与食药安全

健康不仅指身体没有疾病，也是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均衡状态。安全的本质是一种可接受的风险，有机平衡潜在成本与收益。可见安全是健康的基本前提，健康是安全的动态升华。食品药品安全是世界性难题，现代国家既有责任保障安全底线，又要提升健康水平，从而提升民众社会福祉。

在健康中国的语境下，食品药品安全不再局限于微观产品质量安全范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经济问题、监管问题，而应上升到公共安全和民生事业的新高度。这就要求我们确立“大健康—大安全—大监管”理论体系，跳出安全看安全，超越监管谈监管，强调食药安全与健康中国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前瞻性。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从政治高度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努力减少食品药品等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另一方面要将食品安全战略和提高药品质量全面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破除机构的藩篱，推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风险监测和行政监管协同，强调医药与医疗的联动，推动传统监管向现代治理转变。

食药安全治理模式如何转变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革新指明了方向。

普及健康生活，从末端疾病治疗向源头预防保健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食药监管工作围绕化学药品展开。监管资源过度集中的制度惯性，使得我国难以摆脱“仿制药大国”的尴尬地位。药品的作用是诊断和治疗疾病，随着疾病谱不断变化，药费支出永无止境。在提倡基本药物和适宜技术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关口前移，将更多监管资源配置到与健康生活相关的预防类生物制品、保健食品、中药、特殊膳食用食品，从源头控制医药费用，并减少末端药品使用的安全风险。

优化健康服务，从附属地位向主体作用转变。传统观点认为，药品是医疗服务行为的一项要素。由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在医药卫生体制中处于从属地位，历次“医改”都不同程度异化为以降低药品价格为核心的“药改”。这样既掩盖了公立医院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困境，又阻碍了药品产业结构优化。现代健康服务是一个立体体系，除了医疗服务，还包括预防保健、公共卫生、心理咨询等内容，以及移动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设备等新形式。因此食品药品不再是医疗服务的工具或手段，而是健康服务的平台和载体。监管政策应当改变依附于医疗服务的被动性，彰显创新驱动发展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完善健康环境，从外部安全监管向内生风险治理转变。高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改变了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给民众健康增加了风险。中央已明确要求从广泛的健康影响因素入手，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同样道理，食品药品安全不能仅强调“管”，还要充分考虑环境污染、社会道德等“本”的因素，企业责任、产业基础等“产”的因素，实现各领域制度衔接和功能耦合。例如由于土壤、水污染严重，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从源头威胁食用农产品和中药材安全。监管部门要与环保、农业、国土等部门互留“政策接口”，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同时，有必要将社会共治提升到与政府监管相并列的高度，激发全民共治共享食药安全的内生动力。

发展健康产业，从单一食品药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健康产业的概念和边界并无定论，一般认为其增加值占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5%~25%。作为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新兴复合产业，健康产业辐射面广、吸纳就业人数多、拉动内需作用大。健康产品同样范围广阔，除了食品药品，还包括保健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以及健身康复器材、饮用水、卫生消毒产品乃至绿色建筑、休闲旅游设施等。建议大力促进大健康产品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的四大融合，最终形成大健康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