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严：厚植青年创新的社会土壤

创新要从社会的“细胞”抓起

创新是一项对大脑认知能力要求很高的活动。

现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认知能力，既受到脑细胞数量的影响，又受到其质量的影响，更受到这些细胞之间连接的影响。脑细胞的数量，主要决定于胎儿期间的生长发育，当人出生以后，脑细胞就达到了峰值，此后只减不增。脑细胞质量的提升，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仍然是在胎儿期，第二阶段在出生后一年内。而脑细胞大规模建立连接的过程，发生在出生后的3年内，大脑借助脑细胞之间的神经递质来传导信号，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功能。

也就是说，创新所需要的大脑，在3岁时就大体定型了。而鼓励创新的政策，绝大部分都是针对成年人，至多是向前延伸到中小学阶段，开展创新教育和体验活动而已。在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能够直接发挥作用的，是社会的基本单元，被称为社会细胞的家庭。

家庭成员的陪伴，有助于孕妇的积极心理和正面情绪，对于胎儿发育（包括脑发育）有一定的益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陪伴，对于婴幼儿阶段，脑细胞质量的提升，尤其是脑细胞之间连接的建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说话、玩耍、阅读等，都对大脑形成有利的刺激，相当于为认知能力的开发提供养分。生长在缺乏关爱、经常争吵、消极断裂家庭的儿童，不仅童年是不快乐的，而且在认知上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会严重抑制成年以后的创新能力。

普遍一孩的家庭结构抑制创新

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长期实施的一孩政策、城镇化特别是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不彻底，这些主客观因素共同发力，使家庭走上了持续小型化的轨迹。1982年人口普查时，全国家庭的户均规模是4.4人，5人及以上户的占比约为1/2。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家庭规模降至3.1人，3人及以下户的占比接近2/3。家庭规模的缩小，加之主要劳动力工作强度和压力的加大，家庭中的儿童成员得到的陪伴明显不足。很多家庭都遗憾地错过了在0～3岁这一重要阶段，来积极干预儿童早期发展的机会，甚至都不了解有这么一个阶段。外出农民工家庭的城乡分割，也对数千万的留守儿童造成了事后难以弥补的认知能力损失。

更严重的挑战是，普遍一孩的家庭结构，在社会上形成的普遍的风险厌恶型偏好，对创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往往会把大部分的收入和几乎全部的希望，都倾注给了这唯一的孩子。就像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人，紧紧地抱着篮子不放手，不愿承担丝毫的风险。

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熊彼特说，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没有破坏，就没有创新。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也是最大的希望，听到家长最多、也是最强烈的要求，并不是“要创新”，而是“要听话”！孩子们从小就被言传身教，加入了与父辈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风险厌恶型人群。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越是听话，也就越求稳定。他们往往享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却最终进入了行政部门工作，而不是企业。政府是提供服务的，企业才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之一。家庭结构不变，风险厌恶的社会偏好不变，投入再多，也不一定能够充分保障创新驱动的落地。

纵观全世界创新能力领先的国家，大都有促进家庭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以家庭为单位，或者考虑到家庭成员的状况进行减税、退税；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妇女因生育退出以及之后的重新进入都相对顺畅；社区对家庭的支持比较到位，子女照料特别是儿童早期发展能够得到基层社群、社会组织等的帮助；有的还实行了津补贴制度，鼓励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生育选择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父母不必把精力和财富集中投给孩子，自己有时间参与创新活动，也有能力通过尝试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来支持他人的创新；另一方面，儿童早期发展特别是脑发育效果比较好，孩子们独立认知和思考的能力培育得比较充分，不怕失败，乐于“破坏”，也更加追求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