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与立规矩（2）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大剧可谓高潮迭起，让人应接不暇。但人们在兴奋之余也不免担心，反腐是否能够持续？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一阵风过后，一切又回到原点，甚至变本加厉。

这也是习近平担心的问题：作风建设“不可只是一阵风，否则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作风问题不断反弹、愈演愈烈，最后失信于民”。

外界也观察到，此次反腐已经超越了以往传统的政治运动形式。第一，反腐败并没有表现为民粹主义式的群众运动。此次反腐败是自上而下的，主体是中共自身；反腐的对象是党政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第二，此次反腐运动是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对薄熙来等高官的公开审判即是最明显的体现。第三，此次反腐的指向也是法治中国建设，运动式反腐不仅为制度反腐奠定了基础，而且与制度反腐携手同行、同步推进。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之所以比以往历次反腐更有效，除了中共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之外，制度改进是重要原因。

从制度建设来讲，中国并非没有反腐的制度安排，论反腐制度的规模和数量，中国可能比任何国家都要大、要多。但是，反腐的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于这些制度呈现为一种碎片化状态。在新加坡就一个反贪局，在中国香港就一个廉政公署，两个机构都很小，但人家的社会都很清廉。在中国，反腐败机构在中共党内有几块，政府也有几块，人大、政协甚至连大学都有，但制度之间缺乏整合和协调，各机构之间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为腐败分子创造了机会。同时，制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纪委机关在理论上是由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在实际运行中纪委主要受同级党委领导。让各级党委自己来主导针对自己的反腐，必然导致制度失效。这种反腐的痛点和难点在于“中央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中纪委监督太晚，群众监督太难”。

此轮反腐由中央纪委主导，不仅加强了反腐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而且确立了中央纪委的权威，增强了各级纪委的独立性。十八大以来，中共对纪委进行提级管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实行“下管一级”制度，就是省一级的反腐直接由中央纪委来进行，改变了以往省委自己的腐败自己反的局面。以往，各级纪委书记发现了线索，都必须向同级党委一把手汇报，一把手同意后才可查处。如果一把手想瞒报，上级也不知道。现在，这种方式不行了，必须同时报给上级纪委，隐瞒难度很大。没有纪委制度的优化，很难想象“打老虎”能打得了。

除此之外，此轮反腐还着重强化派驻监督和完善巡视制度。以往，中央纪委的纪检组都是派驻到国务院系统的政府部门，而党务部门如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等，除少数特例外，还都没有派驻。现在，则要全面派驻或全面巡视，包括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政治局委员，都在巡视监督范围之内，谁也不例外。2015年3月31日，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分别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任职报到。这是中共历史上，中央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是实现派驻全覆盖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完善巡视组工作机制，组建巡视组组长库，一次一授权，实行巡视组组长不固定、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提高了巡视的质量和实效。

除了反腐制度建设外，阳光行政、预算透明、公众问责、审计监督等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只有内外兼修，反腐才能走得更远、更稳。

制度化反腐，不光是制度，还得有充分的技术手段保障。在大数据时代，相关数据库的建设可以让腐败分子的腐败行踪无所遁形，未来的反腐需要在一些关键技术上下功夫，将其打造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腐败者的头上。

第一项技术手段是不动产登记。2014年5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挂牌成立不动产登记局。2014年12月22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正式公布。2015年8月，国土资源部开始着手建设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实现与公安、民政、财政、税务等相关部门审批、交易信息的实时互通共享，消除“信息孤岛”，并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公开查询系统。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不仅为房地产税的开征奠定基础，同时也为反腐添上一柄利刃。

第二项技术手段是全球税收情报交换系统。2014年，经合组织发布了全球税收情报自动交换新标准，要求世界各国间进行自动的系统化税收情报交换，使纳税人居住国与纳税人账户所在国自动分享纳税人在境外金融机构账户内的各类财务信息。6月6日，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和中国、巴西、新加坡等13个国家更替签署了实施该标准的国际协议。全球打击逃税的这一重大举措为中国的反腐提供了技术支持，让腐败分子向海外转移资产的梦想破灭。

如果说运动式反腐是反腐的闪电战的话，那么制度反腐则是反腐的攻坚战，只有制度完善了，反腐才有可能从攻坚战进一步走向歼灭战，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还老百姓一片洁净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