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如何与现代教育相融

嘉宾：

郭齐勇 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 

颜炳罡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

记者 史楠 

书院千秋：读书人情系的“道场”

邓洪波：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从唐代出现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改制为学堂，历经1200余年。据统计，书院从唐代的59所、五代的13所、宋代的515所，发展到明代的1962所、清代的5863所，除去跨越两朝以上重复统计的1277所，历代新创建书院合计7525所。

到晚清改制时，有1606所书院被改为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校士馆、存古学堂、女子学堂、实业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各类学堂。

颜炳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承方式和培养传人的场所，人们将这种场所称之为“道场”。如果说佛教的道场是寺院，道教的道场是道观，那么书院就是儒家的道场。传统的书院具有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祭祀孔子、保存书籍、社会教化等功能，这样的书院基本上如同今天的高等院校。

当然，书院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过程。创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的丽正书院实际是一所修书、校书、藏书的场所，讲经是其附带功能。到北宋时期，书院功能才得以完善。由于书院规模有大有小，学术水准有高有低，因而书院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如北宋年间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实际上是胡援、石介等人研究学问的场所，明代的建立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书院是祭祀孔子为主的书院。书院虽然规模有大有小、存废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会教化功能。

历史上，中国官员一向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但传统社会考察官员政绩不是GDP，而是社会大众的教养程度即社会风尚的优劣。良好的社会风俗来自于教化，故建书院，兴教化成为官员的政治诉求。建书院，兴教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建书院目的在于兴教化，只有教化兴，才能更好地维持书院的运转及教学功能的发挥，这样看来又是共生关系。

邓洪波：书院是儒家的营地，在古代社会它作为儒家的道场与佛道的寺庙、宫观并立、对应，成为最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理学家朱熹的年代，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而“儒馆”仅白鹿洞书院一家，若加郡县官学也就三家，势力悬殊，其“盛衰多寡之相绝”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他一再奏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其用意就在于要与佛老争夺阵地。诚所谓针锋相对，以一对百，“不得不任其责也”。儒学是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修复“儒馆”的举措理应得到支持。当时朝廷高官和同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理解，甚至反对。朱熹近乎偏执的书院情结和坚持，才促成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而《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成就了其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辉煌。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像朱熹一样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此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机制。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书院思想与哲学生命的光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作为儒家的道场，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学术的发展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书院与学术的流变图：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书院在明代成为王湛心学思潮的大本营，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流声音。

颜炳罡：明清两代，书院空前繁荣，但书院也由此盛极而衰。元明清三代书院的意义几乎与今天意义上的学校同尊。不过，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列强武力犯关，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晚清掀起一股改书院为学堂的大潮，新式学堂教育取代书院教育，书院也由此走向衰微。民国以来，怀抱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等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先后兴建过如勉仁书院、复性书院、新亚书院等，以期延续传统书院的命脉，但这些书院文化的星火与现代学校教育的强光相比已显得极其微弱。

邓洪波：近代以来，由于“新学”“西学”的加盟，书院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加以教会书院的冲击与影响，更由于大批量培养新型人才的现实需要，书院的教学内容和其制度本身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但这一进程被“新政”浪潮所淹没，光绪皇帝一纸改制上谕，将各省所有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改制令在宣布书院隐退的同时，事实上赋予了它接通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血脉的历史使命。1606所书院或称高等、大、中、小学堂，或称师范、工业、农桑、桑蚕、方言、女子学堂，名虽不一，实则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体，而官学、私学则罕见改为学堂者。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教育由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时期，书院发挥了贯通血脉的重大历史作用。但遗憾的是，书院的这种作用长期被忽视，以致形成中国现代教育只可上溯到西方教育制度而不得与本国古代教育制度接通的现象。

研究书院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重视并宣讲它的历史作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这种现状，更可以使中国教育满怀自信地面向世界。

郭齐勇：传统书院在清末民初之前的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文化遗产之一。传统书院的制度架构、精神理念对今天中国的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