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4）

倡导绿色

31年前，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强调保护环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

26年前，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提出“绿色工程”：“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

11年前，习近平主政浙江，提出“生态省建设”：“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对发展模式的革命，是对唯GDP思维的革命，带来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就曾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巨大发展压力下的中国，对快速脱贫和富裕起来的渴望远远压倒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要求，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正如习近平所言：“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年来，严重雾霾、饮用水和土壤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严峻的形势让中共痛下决心，一定要将绿色发展摆到突出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要达到这些要求，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制度创新和全球合作。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新能源的利用，如果汽车不是完全依赖化石能源，而是使用氢作为动力来源的新技术，碳排放就会减少；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部分化石能源消耗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还能用来分解废弃物，促进废弃物的转化，从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技术的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关键。

绿色发展更需要制度创新。近十年来，习近平曾经主政的浙江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绿色和发展的共赢。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把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生态保护、生态投资的服务供给，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企业从事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以水污染治理为例，浙江不仅实现了上下游不同市县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源头水生态补偿、异地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相关制度，而且率先尝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安徽省合作，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进行补偿，每年安排资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3亿元，浙皖两省各出1亿元。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自从跨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浙江省所有市县都已实现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额度从2006年的2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18亿元，至2014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4亿元。浙江省提前消灭6500公里“垃圾河”。2014年，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8个，占67.5%。

绿色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气候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政策合作和集体行动。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清洁能源投资方面突飞猛进，风能、太阳能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电动汽车、LED更是频频出台激励政策。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海茨所言，“中国现在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之内，居于着全球领袖的地位”。2015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共合贸易区责任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