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

中国道路: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

——访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

摘要: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紧密相连,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民族复兴之梦、社会主义之梦、现代化之梦的追求。近年来,世界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我们选择的正确道路有着内在联系。

中国道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紧密相连,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民族复兴之梦、社会主义之梦、现代化之梦的追求。近年来,世界日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我们选择的正确道路有着内在联系。当然也不可否认,海外对中国道路的看法还存在现实观照不足、意识形态的偏见等问题。在中国道路能否以及如何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这一问题上,虽然国际上存在不同声音,但主流的看法是中国道路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海外影响力正渐入佳境。本期“学海观潮”邀请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从不同层面对中国道路展开分析。

“华盛顿模式”的替代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探索中所走出来的中国道路,正引起越来越多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在您看来,这些关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存刚:由于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国家发展水平特别是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海外舆论关注中国道路的角度是多样化的。总体上看,海外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几个方面,关注中国道路的内涵、特征、实质、影响、意义和走向等重要议题。

就经济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如何顺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如何制定宏观发展规划和具体经济政策并保持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政治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政治体制如何与市场经济对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中国领导人如何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并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就文化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文化有哪些特质并通过何种机制、途径促进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就社会角度而言,主要关注中国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以及社会正义如何实现等问题。此外,海外舆论还十分关注中国道路的国际影响,包括中国发展对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影响,中国能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否对西方发展模式构成挑战,中国道路是否值得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效仿,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会有这些关注?

王存刚:海外舆论之所以特别关注中国道路,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巨大跨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空前提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向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二是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发展停滞问题。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曾经长期雄踞世界发展前列,西方发展模式也因此长时期被视为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发展的圭臬。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经济总体上持续低迷,一些国家出现政治和社会动荡。反思既有模式、寻找新的出路,成为这些国家战略家、理论家们十分关注的两件事。三是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验失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自由主义一度被视为推进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灵丹妙药,但它在实践中却引发了一系列十分消极的后果。我们今天在一些拉美国家看到的经济停滞、两极分化、政治和社会动荡,就是如此。人们经过比较后发现,中国道路是成功的。

对于中国道路的成功,海外学者有很多评论。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指出:“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美国著名左翼学者、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认为,中国是在开创自己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华盛顿模式”的“替代模式”。中国道路是在“地方性”条件下寻求另一种现代性和未来的方案,这条道路“一再被援引来建立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性主张”。应当说,这些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公允的,也很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张少华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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