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巡视工作（2）

二是传达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并及时了解部队对上级指示精神的反映。《肖锋日记》记载，1935年1月28日，“我继续在三团了解补兵后连队的反映”。2月26日，“部队准备打回遵义去，师政首长要我同匡道维同志跟一团行动，检查一下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部队的反映，以及连队支部的活动情况”。3月10日，“我们边走边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战士情绪较稳定，对转圈子可以理解了，东走西转是为了打好仗，消灭敌人”。3月18日，“向各连党、团支部传达了南下抢占乌江的决定”。3月20日，“凌晨五时出发，跟王隧一营急行军，经二十里铺、岩场到后坝场，鸡溪镇宿营，行程百余里。战士问，怎么老是走，究竟走到哪里去?这说明我们政治动员工作做得不够深入。我们政治处要同连队一同走，边走边谈为什么要转圈子的道理”。5月6日，“因为急行军，战士们走得斜头歪脑，牲口丢了一半。在危急关头，要做好政治解释工作”。6月26日，“晨七时出发，经木城、打鼓山等雪山，到达茶古寺宿营，行程七十里……当前主要困难是缺粮，战士、干部们都吃不饱，腿没有劲”。这些记载表明，在长征途中，巡视员是传达上级有关会议、指示精神，并做好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三是协助基层连队做好战地后勤、扩红、筹款、宣传、收容等工作。部队长途行军，军情紧急，任务繁多，红军指战员要同时承担多项工作任务，巡视员也不例外。刘月生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青年干事、巡视员时，曾先后被借调到17师51团没收委员会，到5师13团一连、4师12团九连帮助工作，也曾接受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命令率政治部警卫排搞收容。肖锋则协助做过沿途扩红、收容、打土豪、领导宣传队宣传、做群众工作、筹措经费、安置伤员、组织担架、负责战地后勤等各项工作，还参加过攻打赤水县城、袭占曲靖、打松子竹、白腊坎等战斗。帮助地方开展苏维埃运动，也是巡视员的一项工作，肖锋曾按照谭政命令，“帮助扎西特委开展苏维埃运动”“协助地方开辟滇东苏维埃根据地”，提出“要枪给枪，既要拿出枪杆子，又要发展枪杆子”。1935年2月28日，在桐梓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长额交谈，了解到“这县有区苏维埃政府十五个，乡苏维埃政府四十二个，党支部已发展到二十一个，有党员一百二十五人，游击队数百人，主要干部都是红军留下来的”。

四是帮助部队了解沿途地方的社会风土人情以便制定相应政策。在紧张的战斗行军之余，巡视员们还要留心沿途社会经济、风土民俗情况，肖锋多次记载贵州、云南等地地理环境、群众劳动习惯、地主以及底层百姓的经济情况，认真了解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态度，败退下来流落讨饭的敌人伤病的情况等。此外，还要监督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1935年5月1日，肖锋跟随二团三营一连在大段休息时，“七班战士打坏群众四个土碗，胡政指赔偿两角钱”。这些信息，都是对红军部队十分有用的情报。

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在红军部队中的巡视员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刘月生过草地时差点牺牲；1935年4月23日，跟着肖锋巡视的“吴福善同志发疟疾，匡道维找了副担架抬回来，谢天谢地，半夜就好了”。4月30日，5月1日，肖锋两次差点被敌机炸死，6月22日，又“突然发了疟疾，幸好在懋功休息了几天，病情好转”……面对艰难险阻、生死考验，红军巡视员们并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在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据王宗槐回忆，在会理，罗荣桓由于受“左”倾错误排挤的处境还未改变，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巡视员，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依然坚持对党和红军的信念，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

“为了革命，就要不怕牺牲。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生为革命，死也要为革命，决不能贪生怕死不革命。”在大规模的军事转移过程中，正是这些具有坚定信念、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红军巡视员，穿梭忙碌于红军部队中，把红军部队急需了解和掌握的重要情报信息，及时收集并上报给上级领导机关和指挥员；同时把部队基层单位和士兵迫切希望了解上级机关的行军战斗意图，及时传达下来，并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军队的领导，提升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障红军长征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