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明的傲慢”（2）

二、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按照自身社会原型搞出一套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用来研究并改造非西方国家，结果新兴国家不但未能实现现代化，反而产生政治衰败。根本原因在于，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深深地根植于西方传统之中，而西方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基督教文明。

从中世纪到现在，基督教文明一直作为西方文明的主线，塑造了西方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自由主义民主的要素（比如个人主义、保护财产权的宪政、多元主义以及源自多元势力的党争民主）与基督教文明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基督教文明是自由主义民主的观念之源和制度基础。

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消弭西方传统政治中与生俱来的冲突性，而且从传统社会中“脱嵌”出来的资本权力加剧了固有的社会冲突，所以才会有工人运动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资本权力带来的不平等和社会分裂不但激化了国内矛盾，更是直接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诞生。不堪承受的战争灾难以及二战之后面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迫使西方国家一致对外，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性举措就是建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文化霸权。美国政治学围绕“竞争性选举”而论证西方政治的“民主性”“合理性”乃至“合法性”，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选举式民主”的实质是“党争民主”，而政党背后则是阶级、种族或宗教，“党争民主”因此加剧了固有的社会分裂。这样，很多新兴国家不但未能实现政治现代化，反而是普遍性的政治衰败。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陷于二战之后的第一次大危机中。意大利大规模的恐怖活动、法国“五月风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都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出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当时美国最重要的学者如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困境论”，都是针对西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著名理论。

恰好在这时，苏联犯了颠覆性错误，其意外结果就是暂时性地掩盖了西方危机。从入侵阿富汗到戈尔巴乔夫信奉西方政治模式所进行的灾难性改革，苏联自己葬送了自己，使得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与其说是赢在军备竞赛和经济竞争，不如说是赢在意识形态。

在这种背景下，福山将自由主义民主鼓吹为“终结历史”的“普世价值”。其实，“普世价值论”与19世纪的“白人优越论”一脉相承。“白人优越论”是为统治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张目，而“历史终结论”的实质仍是以西方政治文明终结其他文明，还是“白人优越论”式的“文明的傲慢”。对于这样的“普世主义”，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视之为“民族主义化的”。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5000多种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正可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建立单一文明一统天下的“普世主义”，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的，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在道德上是立不住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自由主义民主虽然产生于西方传统性，但资本权力的本性决定了西方国家将永远处于社会不平等的矛盾之中，而这些年种族结构的变化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比如法国激增的穆斯林人口和美国的“拉美化”。2008年金融危机揭开了西方二战后第二次危机的序幕，欧洲债务危机、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否决型政体”和大选中的民粹主义，都表明自由主义民主深陷制度困境。连“历史终结论”的炮制者福山都撰文指出，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发源地的美国正在承受政治衰败之苦。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都证明自由主义民主仅仅是西方文明之藤上结出的一个果，它并不能天然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非西方国家实行西式民主，绝不是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