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界河渡口位于黔南州瓮安县龙塘乡。这里是典型的山区，通往渡口的公路九曲十八弯。抵达江界河渡口时，记者已是头晕目眩。
这就是当年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渡口吗？300米宽的江面，碧水微澜，平湖高峡，已难觅湍急的水流。对岸江湾处，一些渔民正在网箱养鱼。渡口边，写有“长征号”字样的渡轮一字排开。
62岁的犹家驹是生在乌江、长在乌江的摆渡人，他对这里的变化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这里先后建设了多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已将乌江水位抬高160米，当年的渡口、碉堡战壕，都已在水下了，当时的江面只有几十米宽。
犹家驹的三伯犹泽红，当年曾帮红军摆渡，“他已去世30多年，我小时候，经常听他讲长征的故事。如今，每年有不少游客来寻访红军长征的足迹。为了这个，我专门收集突破乌江的故事。”犹家驹说，“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是渡江的主攻力量。1935年1月1日，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亲自到江边组织侦察，认定对岸渡口有敌重兵并修有坚固工事，渡口上游约500米处老虎洞敌军防御力量薄弱。于是提出佯攻对岸渡口、主攻老虎洞的作战计划。以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为首的5名战士发挥了关键作用。”
得知我们要寻找老虎洞，29岁的王富坤自愿开船为我们当起向导。他说，小时候经常在乌江两岸砍柴，依稀记得上老虎洞的路。
渡船穿行在乌江，虽然江面平静，但暗流汹涌。从渡口航行15分钟，王富坤告诉我们：“老虎洞就在那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崖壁上灌木密布，洞口隐约其间。在王富坤带领下，我们钻入灌木丛，披荆攀援，100多米的路程，爬行了半个多小时。洞口处，一群蝙蝠扑面飞来。站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当年的枪炮雷鸣。
1935年1月2日夜，毛连长和4名勇士在老虎洞里度过一夜。第二天，大部队强渡，5名战士摸到敌人背后，发起突袭，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红军乘势抢架浮桥，大部队冲了过去，江界河渡口强渡成功。“这是一场奇绝的战斗，红军只牺牲了3个人。”犹家驹说。
江界河渡口的战斗动摇了整个守隘的敌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军团第四师随后在余庆回龙场渡口、开阳茶山关渡口强渡成功。至此，敌军江防被红军全线突破，乌江天险被红军踩在脚下。
突破乌江成功，毛振华获得毛泽东主席颁发的红星奖章。
在渡口，记者见到几名游客，他们感慨说：“只有身临其境，才知胜利来之不易，更能体会长征精神。”
（三）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当我们沿着乌江沿岸，踏访当年红军走过的土地，再次深切领悟到这一真理。
突破乌江之前，敌军损毁了江边所有渡船，扫荡了河岸村落房屋，连一支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也没留下。
“面对敌人重重封锁，红军能以较小代价突破乌江，离不开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与我们同行的武警黔南州支队政治处主任乐建华说，“当时红军刚来到时，不少群众藏了起来。后来发现红军纪律严明，还打土豪分财物，便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部队，都悄悄回来帮忙。当时，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砍竹子、扎竹筏、搭浮桥，想尽办法帮红军渡江。”
为红军渡江当向导、给红军部队当挑夫……这样的故事，真实地发生在当时。今年80岁的向文贤老人告诉记者，“首批从茶山关渡口强渡成功的8位勇士，就是由父亲周海云亲自划船的。战斗结束后，红军还专门送给父亲一辆马车。”目前这辆见证军民鱼水情的马车，就放在遵义博物馆里。
突破乌江的决定，是在猴场会议上作出的。猴场会议被周恩来称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作了直接的准备，成为连接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与遵义会议的重要纽带，改写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
在猴场会议期间，红军一面休整，一面大力开展宣传。“每天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红军宣传队在墙壁和门板上写了大量标语，号召行动起来，参加红军。”向文贤说。
猴场会议纪念馆内，门板标语依然清晰可见：“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红军是工农的军队，白军是军阀的军队”“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分田地”……
为什么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怎样做到一边战略转移、一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从这些门板标语上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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