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丨“民主指数”背后的傲慢与偏见 （2）

所谓“科学”、“中立”的背后

自上世纪50年代起，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革命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持续性的深刻影响。具体到政治学领域，长久以来以哲学、历史和制度分析为主要关注点的传统型政治学日益被追求系统化、计量化和模型化的所谓政治科学替代。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治学研究在数理化、模型化方面的突飞猛进，无疑给战后的西方民主测量披上了一层“科学”、“中立”的外衣。在这一点上，民主指数自然也不会例外。然而，从民主的定义、数据来源与评分等多方面来看，民主指数不仅无法确保测量的科学性，更难以实现所谓的“中立”。

首先，民主指数所定义与测量的民主并非普遍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而仅仅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评判标准的西式自由民主。自20世纪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确立了其在西方的统治地位以来，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分析范式已经逐渐渗透到西方民主理论的方方面面。尽管在测量民主究竟是采用二分法还是等级法的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是否举行所谓定期、自由、公平的选举却早已成为西方判定一个政权民主与否的核心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民主指数也曾试图在民主的定义与涵盖面上有所突破，例如，在传统的政治权利、公民自由之外，增加了对政治过程与政治文化的考察。然而，这些因素的加入仅仅起到了量变作用，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西式选举在民主指数中的核心地位，以及由此而生的单一的、线性的分析范式。

其次，数据来源的庞杂性和良莠不齐导致民主指数的测量难以确保客观性和科学性。为了扩大测量的涵盖面，民主指数将“政治权利+公民自由”这一二维模式扩展为对包括政府运行、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五大维度的考察。这一做法虽然增加了民主概念的“厚度”，但却大大增加了民主测量的覆盖面与难度。相应的，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就必须收集更大范围和更具权威性的案例与数据，而这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主指数创立者自身的能力。例如，在数据来源方面，民主指数吸收了大量来自第三方的调查数据，如盖洛普民意测验、民主晴雨表调查等，这些调查与相应数据在主客观比重、准确性、时效性等多方面本身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依靠大量加工与整理二手数据而得出的所谓民主指数，其科学性和客观性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民主指数的评估与打分过程存在极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在扩大考察维度的同时，民主指数在赋值和打分方面对各个子项中的问题做了极大的简化处理。例如，为了便于回答和加总分值，相关问题往往被简化为“是”、“否”和“中”等两个或三个选项。相应的，选项所赋分值多为0分或1分，个别存在“中”选项的部分会增加0.5这一分值。可以说，用这种极端简化、非黑即白的处理方式来考察一国或地区的民主状况，其最终结果的可靠性本身就要划上一个极大的问号。此外，不同选项的得分究竟是依据自主调查数据还是第三方数据、抑或二者兼有？哪些问题的评分来自所谓的“专家评估”？哪些来自民意调查？二者之间的比重又是如何划分的？对于这些问题，民主指数及其评估报告均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