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3）

外交错误和主导性舆论掩盖真相，固化了一些知名学者的偏见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在民国外交界纵横捭阖数十年的元老级人物顾维钧站在彼时国际背景和中日实力对比的角度，得出了与丁文江、胡适等人不同的判断。在顾氏看来，日本推行以武力或阴谋控制中国，并从南京政府统治下分割华北的政策，蒋介石其实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危机，但他却先是忙于在江西省和共产党作战。等到共产党于1934年10月开始被迫长征后，蒋接着又肃清该省残余，并从南到北进行尾追。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力量不足以同时对付共产党的威胁和日本的侵略。要对付日本这个外来的威胁，还需要有进行准备的时间”。虽然身在海外，顾维钧判断“政府的政策是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对日本让步，以争取时间，一方面彻底解决共产党内患，一方面为对付严重的势不可免的日本外来侵略作准备”。顾维钧还揭示出另一层鲜为人知的外交背景，即“日本外相广田的所谓对话三原则之一是要中国与日本协商合作，来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在华北地区。这一点，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是可以接受的”。从某种角度上讲，顾维钧的看法代表了当时不少外交官的倾向，这又与长期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蒋廷黻之意见，颇为气味相投。

单就当时整个国统区的舆论环境而言，所有刊物都几乎一边倒地对红军的长征进行口诛笔伐。且不论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文章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有的对国民党“剿匪”惟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有的则希望国民党把中共彻底消灭，不能对长征中的红军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正是由于对红军长征了解不足，信息接收极不对称，就连对共产党表示同情的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因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也往往被一些失实的报道所误导，产生很强烈的隔膜感。

由此可见，当时红军在舆论上是面临巨大压力的，这在国统区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军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多么险恶。

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

当然，一直认同中国共产党理念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对红军长征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不妨以鲁迅为例。他与红军的渊源甚深。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因伤到上海治疗，和鲁迅作过一次为时甚久的促膝相谈。鲁迅从陈赓处了解了红军的情况，并得到陈赓亲手画的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据说，鲁迅曾计划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红军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被俘入狱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件和文稿，其中包括著名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文章。

到了1935年底，鲁迅从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处得知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紧密关注红军长征动向的鲁迅自然欣喜万分，在史沫特莱建议下，病榻上的鲁迅与来访的茅盾商议联名发一份电报给红军，祝贺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据茅盾事后回忆：“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给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

最终，鲁迅和茅盾经过商量，由鲁迅起草，两人共同署名。这封电报委托史沫特莱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发到陕北。电报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经历了两年，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反复，战胜重重险阻，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了“燎原之势”,把山沟里的共和国驮到了延安。这一历史壮举不仅使得左翼知识分子及爱国青年们备受鼓舞，也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1937年5月，周恩来亲自给胡适写信，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很快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在发表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可见其对共产党看法的明显转变。

其实，透过当时舆论界对红军长征的不同看法甚至交锋，其间思想倾向的分化与衍变，已大致清晰。长征的伟大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提出，促使国统区的知识精英们深刻认识到：中国未来走向独立富强的希望，必须将中国共产党考虑在内。“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长征精神”，早在这一壮举结束的那一刻起，便深深地写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中央党校党史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