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未来”

《大公报》对长征的报道

对于长征，民国知识界看法是什么？梳理民国时人对于长征的看法，有助于我们今日更好地理解长征。

《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界对中共形象的认识

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标榜“中立”的《申报》在长征期间，对红军长征的报道经历了一个从蔑视红军力量，预言红军必定失败，到报道国民党重视红军有生力量、加紧“追剿”，再到正面赞扬长征的态度转变过程。通过《申报》对长征态度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统区群众，特别是知识界对中共形象的认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迁出苏区，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申报》基本上以国民党舆论代理人的面目出现，对长征持贬斥态度。造成《申报》这种态度的原因既有国统区白色恐怖的打压，也有《申报》对中共及长征缺乏了解的因素，更有对中共长征缺乏信心的考量。

蒋介石本以为可以“一路高歌”，达成所愿，令他没想到的是红军能够屡次突围成功。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对长征的态度由原来的预言红军必定失败转变为重视其有生力量，对其加紧“追剿”。

1935年6月初，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随后，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申报》和蒋介石对于红军长征的态度就此转折。蒋介石改变以往轻视“赤匪”的心理，认为当前“剿匪”绝非易事，“各军应认真整顿，勿再藐视赤匪”。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蒋介石的期望彻底落空。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冲破国民党层层包围，摆脱困境，《申报》才意识到自己报道的局限，开始重新审视中共领导下的长征。

抗战爆发后，虽然《申报》对“长征”的报道不多，但在称呼上，“逃窜”、“西窜”的字眼不再出现，开始以“长征”替代之，对红军的称呼也由“共匪”、“赤匪”变为“共军”；在词语内涵上，由原来的贬义、负面转变为积极、正面，也正是在抗战开始后，“长征”渐渐成为红军的特定标签。

1938年2月，上海地下党翻译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为了更好地在国统区发行，书名改为《西行漫记》，部分内容也作了调整，尽管如此，该书仍被列为禁书。1939年4月，《申报》颇有勇气地登出该书的书讯，“斯诺先生将西行漫记加以增订，发行再版”，“许多不合时代之潮流和抗战环境的地方，也都加以修正，是以内容较前更见精采”，书讯特别强调，“长征二五○○○哩即根据是项再版本译出，堪称西行漫记之最新版本”。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申报》指出：“中国唯一对日抗战之希望，在于大规模之游击战”，而游击战被红军广泛用于长征过程之中，“红军长征之成功，多靠南方军队之力，此种长征”，“被认为历史上之伟大战术”，“倘中国采取大规模之游击战，余相信彼等必可使日本连续受极大之打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在历练中早已转变身份，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解放战争期间，《申报》上的“长征”也因国共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而愈加正面，继而成为中共游击战战术成功的典型案例和中共军队顽强发展的特定标签。正如《申报》所说：“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起，共产党开始他们出名的‘长征’，他们的目的在联合各地共产党达到一个偏僻而安全的区域。”“到一九三六年时，国共间和战的循环告一段落。共产主义已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力量，不是国民政府任何方法所能压制的。”

傅斯年、何兹全师生对长征态度迥异

1936年5月，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青年学者何兹全，目睹愈加动荡险恶的时局，尤其对在国民党重重“围剿”下而被迫走上长征之途的红军深表钦佩，不禁感慨万千，挥笔写下《纪念5月说几句旧话》一文。其中讲道：“共产党能号召一些青年跟着走，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其中有些是信仰问题。近年的‘剿共’，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部分人走错了路而生出的民族的痛心的事”。

与学生同情长征的态度迥异，身为何氏老师的傅斯年，则对长征颇有敌意。在他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恰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无独有偶，时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也认为共产党就是“流寇”，只是其在组织性、纪律性、指导思想上大大胜于过去的流寇。

傅斯年、蒋廷黻等人对长征持如此态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们试图因循武力统一的路径,以此结束“五代式”的混乱局面。其次，他们长期置身于国统区，始终单方面接收国民党的宣传,且没有亲身赴苏区对红色政权进行深入考察，此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也制约了他们对共产党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代表中国的只能是处于正统地位的国民政府，其地位是不可动摇也是不容动摇的，从而把诸多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蒋廷黻也无奈地承认“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改造乡村及社会”的,所以对它的认知仅仅触及问题的表象,且不免有先入为主的价值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