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2）

■哈里森、莫尔伍德等：深入发掘长征在中共党史上的转折意义，“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

长征不仅是红军的一次战略转移，而且是中共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一个重大转折。美国学者哈里森指出：“作为中共经受各种艰难困苦的象征和日后取得胜利的预兆，长征成了中共党史上一条重大的分界线。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运动的分水岭。”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迪克·威尔逊还具体分析：“长征的艰苦，锻炼出了人们的纪律性和献身精神，身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遂能将共产主义运动变成前进的动力，十四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

■索尔兹伯里：“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并将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72年向周恩来请求，批准自己来华重走长征路，并采访健在的长征干部，把这部历史写出来。1983年，中国政府正式批准了索尔兹伯里的请求，他“长征路上写长征”的计划终于得以实施。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1985年，他撰写并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称赞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 “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这本书汇集了不少有关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此外，他还把历史上的红军长征同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长征”有机地结合起来。

■冈本隆三、迈斯纳等：全面阐述长征胜利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认为长征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冈本隆三认为：“中国革命经过了长征的严峻考验，造就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材。”威廉·莫尔伍德也说：“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推翻了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进而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长征是具有巨大政治意义和心理影响的一件大事。从政治上看，正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可以实现其抗日誓言，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以达到爱国和革命的双重目的。另一方面，长征的心理影响也是无形的。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件事像红军长征及长征中的传奇事迹那样，能给予人们以极为重要的希望和信心，同时，长征的幸存者意识到那么多战友已经牺牲而自己还留在人世，这就使他们所肩负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质，并产生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成功。

■本杰明·杨：深化对长征的理论研究，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

1990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本杰明·杨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深化了对长征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该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利用了许多前人不知的文档资料，澄清了不少政治和军事上的模糊问题，并纠正了若干错误；二是重在阐述中共内部权力关系的变化和策略方面的转变，减少了过去著作中常见的描述性语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把“长征”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试图建立一个研究模式——用“革命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来解释长征途中共产党“在地域和战略上的关键性转变”。本杰明·杨指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

■结语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国外学者对中国红军长征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他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研究红军长征，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全面反映和评价长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长征史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自己的历史，国外学者在研究上难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们往往不能完全占有相关的原始资料，有的甚至只能依赖口述材料，容易背离历史事实。此外，持不同政见和价值观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红军长征、研究中国共产党史时，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的烙印，因此在这些著作中不时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甚至歪曲历史的描述，但毕竟他们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世界上的影响。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相关资料  

长征人物素描（之二）

吴东峰

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在长征途中被称为“长征四老”。

和蔼可亲，沉着稳健——董必武

董必武长征时四十八岁。红军女战士危秀英回忆，董必武和蔼可亲，沉着稳健。长征之初某日黄昏，他们头戴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集合在山坡上开会，董必武正在讲话。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一炸弹，落于附近大约六米以外的地方，没有声响。人皆惊慌而董则走向弹坑看看，又抬头看看，然后对大家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白发童颜——林伯渠

林伯渠长征中戴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在等待渡河的岸边，他向红军战士讲辛亥革命的故事，饥寒交迫的战士围着这位老人凝神地倾听着，直到渡河为止。

常讲历史故事——谢觉哉

谢觉哉年长于董、林两岁，和他们一样，随红军长征时都在中央休养连，当时只穿一身破旧棉袄，背个破挎包，里边就只有几本书、放咸盐的破纸烟盒和碗筷。他们每走到宿营地都累得不想动了，找把稻草就躺在地上休息，可是谢老还常给大家讲历史故事，如“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诸葛亮过大渡河，清朝“大金川战役”等等，鼓舞大家的情绪。

教书先生——徐特立

已是58岁的徐特立，作为教书先生，穿惯了长袍，长征途中仍不改此穿着。只是这件长袍经过一年的磨损，补丁又增加了不少，加上头顶一个缝制粗糙的军帽，手拄一杆红缨枪，真有点文不文，武不武，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徐特立拾得一块破红布自己缝作裤子穿着，身着一烂破皮袍，手持一根木杖，肩膀还背上八斤炒麦子干粮。常常听到他向一般军官问：“今天是否有仗打？没有封锁线吗？”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听到他老人家慈爱的声音，莫不兴奋起来。

（资料来源：《张宗逊回忆录》、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红军女英雄传》）

外国政要眼中的长征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这是可喜的历史事件。”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

长征“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出坚忍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说：

“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认为：

“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