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品纤夫县令何易于的为官之道

据《新唐书·循吏列传》记载：太和年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何易于勤政爱民，常常向百姓“问政得失”，虚心听取民意，坚持廉洁俭约，处事公平，使益昌出现了“狱无系民，民不知役”的安定局面，这在宦官专权、吏治无能的晚唐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个有口皆碑的县令，在朝廷的官吏考评中仅定为“中上”，未得升迁，益昌任满之后改任四川罗江县令。然而，欧阳修要在《新唐书》中褒扬一个历任多年九品芝麻官的政绩功德，并为之立传扬名，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常修从政之德，深怀爱民之心。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剌史崔朴“乘春与宾属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而何易于却自己顶役牵舟。崔惊问何，何曰：“方春，百姓耕且蚕，惟令不事，可任其劳。”崔朴听了感到很惭愧，和宾客们急忙骑马离开。故事虽小，但却引人深思。一个古代的县令尚能如此爱民，作为领导干部我们又能以什么借口搪塞呢？《尚书·君陈》写道：“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两千多年前，周庄王就告诉君陈世间真正发出香气的乃是美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何易于“不识时务”，甘愿用智“得罪”上司也不征民拉纤，爱民之心已感召天下。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益昌“狱三年无囚”也验证了何易于德行甚高的事实。

“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更需要注重自己的品行。“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临民，犹树表望影，不令而行。”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从加强学习入手，自觉地把修德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对照强军目标的要求，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反躬自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使自己心里装着官兵，凡事想着基层，真正能配得上“领导干部”这个称谓。

常记为官之基，甘守为民之责。益昌百姓依山种茶，聊济穷困，而朝廷诏令重征茶税，还要地方官吏如实申报征课，不得隐瞒偷漏。何易于看了诏令，愤愤地说：“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况厚赋毒之乎！” 说罢，将诏令焚毁。每每看到这一段时，不觉心头一震、拍手叫好。处于皇权专制时代，何易于敢火烧诏书，背后的风险我们都可想而知。为了给农民减负减压，他全然不顾个人生死，其凛然气概，可歌可赞。这种为民请命的责任担当是我们党员干部应该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求木之长必先固其本，欲流之远必先浚其源。”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理应服务人民。当前，各种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文化对人们的侵蚀影响不断增大，我们党员干部不能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在工作中只要“位子”不要“担子”，只讲待遇不讲责任；而或盯着“位子”干工作，扳着指头算日子，应自觉坚持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做一流的工作，创一流的业绩，做到无愧于党，无愧于部队。否则，还真“不如回家卖红薯。”

常想成业之要，真办利民之事。史籍中还记载了何易于在任期间为民办的实事。为了了解民情，他经常“召高年坐以问政得失”；“有死丧不能具葬者，以俸敕吏办”；“督赋不忍迫下户，或以俸代输”。对纷争斗殴､诉讼于官者，何易于亲自审问，“丁宁指晓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并立即释放回家，不随便交给吏役处理，因而“狱三年无囚”。何易于作为小小的县令，能深得民心，其中的缘由无疑是他在任期间能任劳任怨、真干实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南朝梁武帝时有个太守叫鱼弘，外号美其名曰“四尽”，经常恬不知耻地对着一百多个妻妾说：“我为郡，要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现今的贪官依是如旧，“一朝天子一朝臣”、“我的地盘我做主”、唱好“一言堂”，不顾“群言论”、尽往“面子”绣花不往“里子”加棉、“脑门一热就地发挥”、“拆了东墙补西墙”等等做法都只会让他人心难安。任何时期，历史都会给各色人物一个准确的评价。

我们党员领导干部忠诚的是事业，信奉的是真理，崇尚的是实干，要视“实”为“政事之本”，都要凭着自己的良心做官干事。因此，每个党员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抓工作时，都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空对空，不凭想当然，不在锦上添花上动脑子，不在出名挂号上打主意，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开拓创新，既要做好打基础、管长远的事情，又要做好官兵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真正在推动基层建设的发展进步上使实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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