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叠加”：中国治理面临的大难题

最近这几年，我经常听到有人提，中国治理难在哪里？比如有人说，中国治理难在治官。这也促使我思考，究竟中国治理难在何处？我认为中国治理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现在在治理上要面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叠加的问题，就是说，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实际上，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这两个阶段的焦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赞同要从管理型政府或者治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中国现在要建立的应该是一个管理服务型政府，因为管理提升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如果单纯地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两化叠加”条件下的治理难在何处

一是致使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说这种努力“标准太低”“太滞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关于后现代化的努力同样会有人说，“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说你滞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没有几辆车，又觉得你太超前。

其实，我们既有现代化的任务还没完成，又拉到了后现代化的阶段，如果我们思路更清晰一些有助于达成共识，但是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很清楚，还常常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或者用与现代化阶段相匹配的手段处理后现代化的课题，所以无论是从宏观决策层面还是微观的角度，难度都很大。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但这是很大的原因。

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错位。由于处于“两化叠加”的时期，政府的发展应该是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所以现在简单地强调从管理（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显得有点急。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治理的理念才刚刚进入。当然，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时候，地方政府忙招商引资，当时正常的情况应该是要向服务型政府方向转变的，2003年以来一直也要求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由于从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确实出现了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把招商引资的热情转向开发房地产。可见这个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三是不利于正确认识当前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某些差距。我可能偏保守一点，我认为很多差距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思路应该更清楚一点。比如现在的地区差距、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后者实际上最主要的成分还是城乡差距。比如说有一次我和西部省会的朋友聊天，他抱怨地区差距，我就问他：“你吃的穿的比我差吗？住房比我差吗？开的车比我差吗？”不差，甚至比我的都还好。那么差在哪儿？实际上不是差在个人，是差在西部整个社会结构、经济活动当中，农民、农村比例比东部高很多。如果不做细致的分析，只是不加以区分地对比，一会儿拿现代化跟后现代化对比，一会儿反过来拿后现代化跟现代化对比，就会给人以“乱”、“矛盾多”的印象，同时会不切实际地抬高要求，进而带来更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