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
长征中红军、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转危为安,说到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浴血奋战的漫漫征程中,有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自觉及政策的伟大转变:坚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最终以长征的胜利实现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进而推动中华民族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各支主力红军长征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加紧推行侵华政策,华北虽大再也无法安放一张小小的书桌。中华民族危如累卵,这让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民族救亡的使命。从长征期间遵义会议的各项调整开始,一时一事的积累、一点一滴的调整,终于在瓦窑堡爆发出猛烈的光热: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这里适时地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拥有强大政治动能的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地调整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更进一步地调整了阶级阶层的政策,等等。由此,僻处黄土高原的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领导民族救亡的大旗,牢牢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对富农政策调整是撕开“左”倾错误的突破口,就是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的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一步步地完成的。早在1935年1月,戎马倥偬的红军总政治部通令各部,调整对中央苏区时期过“左”的政策,强调对富农要“暂时不重新分配他们的土地与没收他们一部分农具”,这是一个体现出共产党人对国情、尤其是对阶级阶层新认识的政策调整。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6日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这是政治路线调整的预演,是根据地建设转变的重要举措。更有无须赘言者,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统战政策的引导下,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的精心指导,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杨虎城率领的17路军、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等,纷纷转变“剿共”立场,愿意与红军一道联合抗日,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不过是历史透过偶然性再一次证明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历史逻辑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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