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的陈修良（3）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晏清的情况作过3次认真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认为策反王晏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然后视情况再定。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晏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晏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而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对沙文威指示，加紧对王晏清进行针对性的攻心战术，及时地把邓昊明搬了出来。

得到市委具体指示的陆平，立即付诸行动。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忠于某一个人，只是个人小事，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才是大节大忠。像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根本不值得愚忠！”老舅父的这一番忠告，对推动王晏清下定起义的决心起了重要作用。不久，王晏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一次。陈修良接到沙文威的报告，指定由沙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晏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在非常稳妥、安全的基础上，陈修良亲自出面，与王晏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晏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晏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赶紧派人沟通了与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联系，报告王晏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指示陆平与另派去的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晏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4月中旬，王晏清在极其困难的情形下，指挥警卫师其中的两个团举义过江(另一个团正在南京执勤，来不及调动)。这支起义部队虽然遭到了国民党军的追击，损失严重，在军事上作用不那么大，但对瓦解国民党的军心、震慑南京的反动军政头目，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地拔掉，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曾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虎门洞开

淮海、平津两大战役胜利以后，攻取“国都”南京和全国解放，已经是为期不远的事了。陈修良与刘峰等人分析到：南京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国民党在其反动政权崩溃之际，势必对这些人进行屠杀。因此，抢在敌人动手之前，营救被敌人关押的党内同志，已成为中共南京市委诸多工作的重中之重。

地下市委所辖的学生运动委员会成员沙轶因，其姐夫杨兆龙是国民党司法部的一个司长，能否在他身上打主意，通过他救出一批同志？陈修良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她很快地约见了沙轶因，谈了自己的看法，指示沙轶因迅速地说服姐姐沙溯因，共同向杨兆龙发起“攻势”。

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势将已去的惨局，杨兆龙不能不有所考虑，初步答应疏通有关人员和部门，保释一批由“对方”开具名单的“政治犯”。

就在这时候，出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鉴于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一职空缺，签署命令，任命杨兆龙行代理职权。

陈修良得讯，立即以电话召来沙轶因，指示沙氏姐妹加大对杨兆龙的攻心力度，让他出面利用当前的有利时局敦促李宗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在沙氏姐妹强有力的“攻势”面前，杨兆龙终于抛弃顾虑，要求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者”面谈一次，视共产党方面的“承诺”情况再定。

陈修良派出中共市委副书记刘峰，由“策委”成员白河陪同与杨兆龙晤面。二人通过向杨兆龙一整夜的晓以大义，终于使他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杨经过一番精心安排，赴广州面见了李宗仁。他以“取信于民，有利和谈”为前提，积极劝李释放在押的部分“政治犯”。李宗仁听话听音，也意识到蒋介石欠下共产党的债，自己没有必要替他死背着，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共产党也会领情的，于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视方案再定。

情况反馈到陈修良那里，她立即指示沙氏姐妹加紧动作，争取得到李宗仁签署“释犯”的命令。杨兆龙再次来到广州，先运动好孙科等相关人士，有理有节地直逼李宗仁。这位代总统鉴于种种复杂的因素，于1949年4月5日签发了在全国释放在押“政治犯”的命令。作为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杨兆龙，立即积极有序地展开工作。随着最高检察署“释犯”的执行方案出台，4月9日起，关押在南京几处监狱的大批“政治犯”，陆续走出监狱的铁门，这里面有为数众多的我党干部，许多同志迅速地与党组织接上了联系。待到4月20日，国民党决计放弃南京，准备来一次“清狱”时，南京的监狱已是十室九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