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的陈修良（4）

杨兆龙在中共南京市委的引导和辅助下，为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建国后，这位原国民党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长，在东吴大学任政法系主任，是南京市政协的常务委员。

自1949年2月起，常在华德电料行与人打麻将的“张太太”，心中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组织民众，特别是南京的国民党警察系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直捣国民党的巢穴？为此，陈修良多次召开市委的紧急会议，听取众人的意见，制定切实措施。

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南京市委增设了“警察运动委员会”，调集精干力量充实其中。南京国民党的警察有一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生活待遇低，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陈修良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要求“警运委”抓住一切机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展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的工作。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在中共南京市委“警运委”的切实努力下，各个警察分局都有了地下党的活动人员。党员袁有秋等人，首先暗中争取了市东区警察局副局长周春萱，通过他掌握了一批愿意弃暗投明的警察。地下党员杨辉等人，把汉中门、大胜关、水西门等9个地段的警察所控制住了，让他们维护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自来水厂、西门外大桥等机关和设施的安全。在下关区，地下党员林大宗等人，也把警察分局的实权人物争取过来了，掌握住水上警察局的5艘巡艇，并与下关码头、发电厂的地下党小组互相配合，共同制定了保护发电厂、火车站、轮渡码头、栈桥等设施的计划。

与此同时，陈修良布置市委铺开了组织群众维护治安、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工作。在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组织下，许多工厂、学校、民众团体，都成立了应变委员会或维持委员会，建立起了纠察队、巡逻队，日夜护卫公共设施和厂房设备。连国民党的一些大机关也不例外，秘密建立了“应变委员会”。陈修良在听汇报时了解到，总统府的一个留守人员掌管着府内的所有钥匙，她当即布置这个地下党小组，派人去做这个留守人员的工作，保护好总统府内的档案文书库房。

随着解放军渡江日期的临近，陈修良在市委会议上多次具体布置船只的事宜，明确分工，责任到人。自从国民党当局3月下旬宣布对长江“封江”以来，南京长江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全被严格控制，有的被迫拆除动力，有的被赶入内河，解放军在江北很难找到船只。4月23日上午，中共市委的秘密电台接到由上海局电台传来的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电报，称该军可在下午6时赶到江北浦口，要求市委准备好过江的船只。陈修良阅了电报，立即派人通知到相关的地下党组织。当天下午4时起，下关电厂、下关机务段轮渡所的地下党组织，带领工人将“京电号”、“凌平号”运输艇、水上警察局的3艘巡艇，还有下关轮渡公司的十几艘大小机动船，开到浦口码头等候，解放军的人马一到就载着过江。至第二天凌晨3时，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1.5万人，全部过了江，胜利地开入城内。

就在解放军进入南京城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工兵营在下关火车站炸毁了部分设施后，又赶到老江口火车站，欲要炸毁轮渡舟桥。这座舟桥是连接市内南北交通的咽喉，栈桥的工人们竭力阻止，但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候，老江口水上警察局的地下党员潘逸舟带着机枪手登上守望楼，向工兵营的敌军扫射。分工负责保护栈桥的地下党员林大宗，也带着起义的警察赶来火力援助。奉命以炸桥为主、所携武器不多的国民党工兵营只得狼狈逃走。

南京解放了，六朝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以公允地说，就南京的解放形式而言，这座古都属于“和平解放”———并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解放军第三十五军能顺利地进城，可以说，虎穴的大门是洞开着的。而打开这座虎门的，正是以地下市委为核心的党组织及数百名地下党员。对此，第二天下午率部队进入南京的解放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也赞同南京“虎门洞开，和平解放”之说。

4月27日，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常委、组织部长，张际春任常委、宣传部长。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