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前的陈修良

南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第二天———1949年4月24日，清晨7时，解放军第八兵团三十五军军部门口，哨兵们拦住了一个旗袍素装的中年妇女，她说马上要见到何克希政委。带哨的排长搞不清这位指名要见军政委的妇女为何等人物，只得速去通报。

不长的时间，军政委何克希小跑着赶过来，老远就惊喜地呼喊着：“修良，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胜利了！”“是呀，我们终于胜利了！”

深入虎穴

春雨潇潇的1946年3月，时为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的陈修良，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中央的任命由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进行传达。谭在江苏淮安的一处农舍里约见陈修良。面对当时国民党蓄意破坏政协协议、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极为严重的局面，谭震林谈话的重点是地下市委如何站稳脚跟、保障安全，然后开展有效斗争这一问题上，并直言不讳地讲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困难。

作为华中分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何尝不明了南京的敌方情况！那是名副其实的虎穴之地！地下党掌握的情况表明，国民党当局对“国都”的特务统治，到了空前绝后无以复加的程度。全市的96万余人口当中，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的机关人员就占了11万多，其中专职特工有9700余人。不管白天黑夜，哪条街道上都找得出三五个化了装的军警特务。正是在这样一座用刺刀围箍而成的白色都市里，从1927年蒋介石“清党”以来，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连续8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8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在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城的一段时间里，全市找不出一两名地下党员。到目前为止，整个南京虽然有220名分布在各个方面的党员，但在这样一座到处是眈眈之眼的虎穴里，作为一名市委书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一场个人以及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虎口拔牙

如果说光是隐蔽身份而不活动、不展开谍工斗争，这样的虎穴生涯就毫无意义。陈修良当然不是这样，她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与地下党的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指挥市委各部门见缝插针地与敌人展开战斗。一架由220多个“螺钉零件”组成的特殊机器，在她的运筹下紧张地运转着。

地下市委最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敌方的军事情报，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向人民。为此，市委设有情报、策反两个专门委员会，前者由卢伯明负责，后者以陈修良的小叔子沙文威为首。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因祸得福而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阴差阳错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听后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到处有我党我军急需的各种绝密情报。他向我党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各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不过，行动干将还是沙文威。从1948年8月下旬开始，“策委”就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策反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