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学一做】李俭：时刻准备应对“七一”讲话中的“四个重大”（3）

二、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抵御重大风险。那么，观察现实，思考未来，我们党和国家会遇到或有可能遇到哪些重大风险？择其要者来说有以下几类：

（一）地缘政治的风险

第一方面，我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不断展开较量。近日，日本派军机对我钓鱼岛巡逻军机照射火控雷达，这是危险的交战信号。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下去。第二方面，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全球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在军事上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为支点，以西太平洋诸国的岛链为依托，利用太空优势，并结合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建立空、海立体作战体系。对于南海，美国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后，千方百计地进行搅局，以防“南海军事化”为借口，接连派军舰、航母、军机闯进我南海岛礁附近。2016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一起登上航母穿过南海争议水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登上航母驶进南海。此外，美国又派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向中国示威。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怂恿日本、菲律宾、越南进行捣乱，甚至联合澳大利亚、印度来“抗中”、“压中”。南海持续紧张，风险极大。第三方面，美国又以朝鲜试核射弹为借口，大肆调兵遣将，并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拦截系统，其矛头对准中国和俄罗斯。第四方面，在周边地区各国民族主义等多因素刺激下，我国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因边界和岛屿争端，导致双边以及多边关系复杂化、紧张化、矛盾显形化。面对周边异常复杂危险的政治军事局势，稍有不慎，随时都会发生不测事件。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

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接近国际经验显示的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近期有所好转，但风险依然较高。尤其是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之后，金融领域受一些因素影响，向窗口期逼近的风险将大大提高。

一是影子银行风险。一方面，各种信托产品、理财产品进入集中兑付高峰期，也是违约高峰期：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出现了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P2P、众筹、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比特币等。这些虽然是金融创新，但也潜藏着欺诈、违约、破产、洗钱等事件。影子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风险点多且易发，监控难度大。

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各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降低，而公共支出却刚性增加，导致政府债务规模继续扩大，“借新还旧”的压力不断上升。因此，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金链会遇到空前的偿还高峰期，并面临着由此形成的局部性金融风险。

三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双降”格局正在三四线城市蔓延，一二线城市虽有好转，但并不乐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下降，开工量减少，土地市场降温。如果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继续下去，必将引起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企业破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并由此引发购房者、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机构之间债务链条的断裂，对金融系统形成较大冲击风险。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多方面的风险因素同时显露并相互渗透传染，最终可能会使局部性金融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对此，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

（三）转型积累的不确定性风险

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在我国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过程中，必须实现“三个转变”，即在需求结构上实现从投资、出口导向向内需特别是消费导向转变；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从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在社会结构上实现向市民化社会转变，并建立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实现这三个转变，我国还面临着诸多显性和潜在风险。这些风险存在于许多领域，而每个领域又存在着多个风险因素和风险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些风险因素在积累，风险点在增加，风险点之间的关联性在增强，甚至还面临着某些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比如，城镇化如果推进缓慢，就容易引发城镇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激化。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6.10%，这种状况既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城市化率有较大差距，也明显低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仍偏低。这就是说，对于我国城镇化率达56.10%，纵向来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横向来看，与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仍偏低。这主要是由城乡二元体制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过慢造成的。

目前，我国有2.34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在城镇长期居住生活。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农业转移人口还无法享受到市民待遇，由此在城镇中形成两大社会群体：一个是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另一个是5亿多市民。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当他们看到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安排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和二元对立情绪，一旦遇到社会矛盾纠纷，就可能演化成两个利益群体的对立事件。法国在前些年就因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待遇失衡而发生了骚乱。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规模也越来越大，突破城乡二元体制障碍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如果不能及时改革农民进城落户的制度限制，不尽可能地满足进城农民的新期待，社会不稳定风险就有可能会大大上升。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城镇边缘地带涌现出数千万“三无”（无地、无业、无生活保障）人员，极易发生群体性事件。此外，我国城乡居民的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在这种变化下，城乡居民对社会矛盾和问题发生的容忍度不断降低，而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期待有所提高。目前社会矛盾处于高发、多发期，无论是在问题发生端还是解决端，一旦遇到不满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加之，在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和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方式改革落后，阶层分化与固化，使得政府与居民、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遇到社会纠纷事件概率增大。如，近几年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和搬迁、环境污染、企业改制、社会维权等矛盾纠纷事件频发、多发，并有上升趋势。同时，采取的方式有极端化和激烈化倾向，有的涉嫌严重违法犯罪，性质严重、手段恶劣，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利用我国结构转型阵痛期，故意制造暴力事件，人为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

此外，我国的地理位置也决定着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风险也较大。例如水患灾害、地震灾害等。中国与美国，一个位于东半球，一个位于西半球，如果从西安穿透地球可直接到达美国。美国没有南涝北旱，而我国南方多雨、北方干旱，这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美国的密西西比河纵贯南北，而我国的长江是东西流向，更为重要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暖流在美国汇合，而太平洋的暖流被喜马拉雅山脉阻挡，无法与印度洋的暖流在中国汇合。有专家想象，我国要是能在喜马拉雅山脉凿开一个大洞，将印度洋的暖流引过来，就可能改变中国内陆及周边国家的气候。

（四）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与风险。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些国家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就是这种陷阱。我国在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以后，也确实存在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虽然没有停滞，但风险存在，需要倍加警惕。

人类社会在发展前进过程中，从来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作为走过95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所经历的风险可谓是世所罕见、党所罕见、人所罕见，但均化险为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风险都将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