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国如何输在笔杆子上

1889年2月11日，日本东京举行了盛大的明治宪法颁布典礼。典礼上有一群特殊的客人，是当时10家报社的代表。作为新闻界的代表，他们见证了日本历史上、也是东亚地区主要国家史上首部宪法的颁布，并与首次作为现代国家国民的民众一起，参与了明治社会的建设。这时距离中日甲午战争，尚有五年。

彼时的日本在综合国力上离当时的清朝尚有差距，但对待媒体和新闻的态度全然不同。其在媒体发展、利用舆论对国内外进行影响方面，也迈向新的阶段。这个变化，也给之后的甲午战争带来特殊的影响。

战争假新闻严重误导清政府

1894年7月25日和28日，中日两国的海陆军先后在丰岛海域与朝鲜的牙山交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清军两战皆负。牙山之战中，尽管清军聂士成部失利，但8月16日出版的中国《点石斋画报》却将其描述为“中方大胜”，让民间为之振奋。

在丰岛海战中，由于清朝“济远”号等谎报击沉了日本军舰，朝廷上下一度亢奋不已，报刊争相报道。《上海新闻画报》甚至刊载了“倭舰摧沉图”，渲染丰岛海战大捷的战事。之后9月15日平壤之战，1.5万清军对阵1万日军，对峙过程中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主将叶志超临战逃跑，一路狂奔越过鸭绿江，导致全军溃败。但叶志超却讳败报捷，导致从官方到民间又是一片喝彩。

这些假新闻成为轻敌、自大情绪的助燃剂。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觉得只是撮尔东夷小国，打中国犹如“螳臂当车”。《字林沪报》在当年8月22日刊发的《审机》一文中甚至列出作战计划称，“中国海军应将日军围困在朝鲜，然后另派一支劲旅偷袭日本。若日军回撤，则可尾随追之而歼灭。”

除了中国人，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同样表示乐观。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水师提督琅威理在《万国公报》的专访中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这些有刻意说好话嫌疑的“他山之言”，显然没有起到攻玉的效果。

事实上，尽管清政府没有现代媒体观念，但当时媒体言论还是极为大胆的，“本馆接奉电音”、“政论”、“西电译要”、“窥日要言”等媒体纷纷开设专栏，密集报道战事。有媒体甚至建言，让光绪皇帝御驾亲征。《字林沪报》10月8日发文《恭拟圣主亲征议》，要求光绪效仿宋真宗亲征契丹。文章认为，当下最要紧的是，皇帝需御驾亲征，“亲统六师，东征日本”，甚至一鼓作气，直捣日本老巢。

然而，各种假新闻和轻率的评论，极大误导了民众对战况的了解，成为事后笑柄。随着清军在海陆两线的节节败退被披露，这些报道也沦为了国际丑闻，导致国际信誉一落千丈。

与此相比，日本政府则在舆论方面大做工作。丰岛海战中，由于日本击沉的运输船“高升”号是英国船只，一时间引发了外交纷争，造成英国对日发难。时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青木周藏对此进行了强力公关，成功让舆论反转。8月6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国际法权威、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的意见：“许多英国报纸的愚蠢社论仍然充满‘海盗行为’、‘不宣而战’、‘对英国国旗的侮辱’、‘严惩日本军官’等浮躁文字，实在不可想象。”

另外，日本政府还在英国媒体的有偿版面刊登自己的主张。据悉，当时的价格为2000日元到606英镑不等。对于这一行为，国内有说法称是贿赂。不过事实上，当时的纸媒都有有偿版面，私人与机构可以花钱刊登文章，与广告无异。唯一的区别是，日本花钱做了这种政治宣传广告，清政府却完全没有意识。

最终，“‘高升号’事件”不但没有让日英关系恶化，最终英国海事法庭裁定“日本政府不负责，日本军舰行为正当”，反而向清政府索赔4.6万英镑。该事件后来成为国际法历史的一个经典判例，也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国际公关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在当时的清朝，也有媒体对朝廷进行诸多抨击，例如北洋海军的建设问题。《字林沪报》9月30日的文章批评通商大臣不敢申请造船，并抨击当权者认为造船是乱花钱的错误言论。10月5日，在清军陆地战场节节败退之际，文章痛斥指挥者无能，“于此可知诸统将之实无能焉”。

但这些行为仅仅是中国传统文人清流派的翻版。媒体如果不能对战况实情进行采访，也就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更不可能发挥舆论作用。但当时的中国媒体既不能随军采访，也不能采访官员与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