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俾斯麦的远见说起

俾斯麦（一译作俾士麦），1815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1898年去世。俾斯麦是世界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1835年俾斯麦从柏林大学毕业，1862年开始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在任期间，俾斯麦凭借着其超人的才能和胆识以及强硬的武力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堪称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大强势人物，当时即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而其在位期间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和欧洲的历史。

像俾斯麦这样一个在欧洲政坛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历史强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必然是一个对世界各国的大势洞若观火，有着极为敏锐的直觉的战略家和预言家。近读“全盘西化”理论的始作俑者陈序经先生的旧作——《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方才得知，对于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向西方学习运动的成效，俾斯麦就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到的分析和预测。他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众所周知，发生在中国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开始于弹压太平天国“洪杨之乱”，由朝廷上下一批较为开明的满汉官员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所发起。其主要内容是从欧洲列强购买枪炮和兵船开始，尝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近代化海军，并围绕近代化海军的建设，相继在各地开办起了一系列军用企业。随后，诸如厂矿、铁路、航运、电报、新式学堂，乃至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事业也都风风火火地举办起来，从而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热潮。

应当说，“洋务派”发起的这些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自最终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起，大清国的国力开始得以迅速恢复。一向以大陆国家自居的“天朝大国”，倾注大量物力建设起了以“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为代表的强大海军。19世纪70年代，中国在同欧洲列强法国的局部战争中，还破天荒地首次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种种迹象表明，史家所谓的“同治中兴”，绝非一句戏言，而的确曾经是发生在古老中国的现实场景。

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大约晚了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日本的自强运动先天就比中国来得更加彻底和决绝。19世纪中叶，日本人在被美国的军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其精英阶层迅速认识到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古老的文明遇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日本与西方的差距，绝对不仅仅只表现在“器物”层面，真正的差距是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上面。因此，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一开始只注重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舰船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关注的范围绝不仅仅只是“器物”的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其政治制度和文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日本的精英人物福泽谕吉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激进口号了。

对于几乎同时发生在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这场旨在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自然逃不过身为世界政治家的俾斯麦的“法眼”，也不能不引起他研究的兴趣。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这两个东方国家具体考察，但是一向有见微知著本领的他，通过中国和日本派向欧洲学习的人员的不同作风，终于看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距，从而认定日本人的自强运动彻底而坚定，肯定要比中国人仅仅满足于表层意义上的“缝缝补补”要管用。而这两个国家的竞争结果，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因此，“铁血宰相”俾斯麦才有上述大胆的预测。

应当说，俾斯麦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眼光的，因为根据现有的资料看，当时，对于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这场近代化竞争，事先很多欧洲人其实是看好中国而不看好日本的。即使是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夜，形势要相对明朗一些，当时的国际舆论仍然倾向于认为中国会占据上风。英国的一些媒体，像老牌的《泰晤士报》等就以为，日本敢和拥有世界第七强舰队——北洋海军的清国开战，是近似于“疯子”式的自杀行为。欧洲的有些评论甚至指出，日本的海军倘若具备起码的海战常识，是断不可能与中国海军贸然开战的。所以，在这种普遍性的倾向于中国的论调中，俾斯麦在甲午战争之前即持有“日本强于中国”这样的立论，肯定是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味道了。

当然，俾斯麦的预言正确与否，其后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在明治维新之后羽翼逐渐丰满起来的日本，终于借口朝鲜问题，在1894年向中国的“老牌东亚霸主”的地位发起了全面挑战。出乎大多数西方人预料、却被俾斯麦不幸而言中的是，无论在军队的数量，还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总量，还是海军的力量等诸多方面，均高出日本一大截子的“天朝大国”，在实战中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糊里糊涂地被自己一向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可以说根本没有一点招架的能力。那一支军舰全部产自英国和德国、被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先生调教出来的、完全按照西方现代海军制式建立并运作、倾注了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大员几十年心血、在亚洲绝对首屈一指的强大的北洋海军，更是表现得令人失望。北洋舰队除了在1894年9月17日午后的黄海大海战中与日本联合舰队有那么强悍的一拼之外，其余的时间均是畏敌如虎，千方百计地在想办法“避战”，终于在1895年2月17日由“民族英雄”、北洋海军的提督丁汝昌亲自签字首肯，于山东的威海卫军港向日本海军举起了可耻的投降旗。正式投降后，北洋海军的十多艘军舰（包括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战舰——镇远号）悉数被日军掳去，摇身一变而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有生力量，这成了近代中国的又一奇耻大辱。

眼见着自己的预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不知道逝世于1898年的俾斯麦，在1895年的初春时节，接到来自远东的战报后，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触。

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次年——1896年，北洋海军的缔造者之一、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曾经趁远赴欧洲访问之机，亲自上门拜见当时已经81岁的老俾斯麦，并与之推心置腹地谈起了中国的强国之策等诸多话题。对此，梁启超在其名作《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中有如下记载：

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比斯麦（原文如此），扣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朝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比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比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女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

另据有关的史料显示：俾斯麦在此次会见结束时曾告诉李鸿章说：“对中国来说，希腊有一个谚语：一切都在流动，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显而易见，这位进入暮年的“铁血宰相”的内心，已经因为李鸿章的来访而受到巨大的触动。他或许是在给李鸿章和古老多难的中国一个乐观的祝福吧？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今，距离俾斯麦发出预言的时间和甲午战争结束的时间均已过去了100多年。眼下，新一轮的中日之间的竞争，又在政治、经济和外交诸多层面明里暗里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不能不承认的一点是，这一切与百年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那种态势何其相似乃尔！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重新回顾一下当年俾斯麦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的精湛分析，并从中得到些许的教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而言之，一个聪明人不应该在同一个地点被同一个障碍绊倒两次；一个国家也不应该在同一个问题上重复犯错。中国要在今日的世界上实现真正的和平崛起，老是高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特色”、“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等老调子，而不是下定决心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文化变革，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这样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对于这样并不复杂的道理，生活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中国人，可真要好好地琢磨一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