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梁：执法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的生成（2）

执法过程塑造有关政府信任的一般性社会文化心理

执法过程不仅直接影响执法双方的互动和信任模式，而且会经由不同社会传播渠道塑造出有关政府和执法机构“可以信任”或“不可信任”的一般性社会文化心理，并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产生后果。

执法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可观察和可感受性，即使民众不直接参与、接触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执法活动，也能够感受和认知（虽然不全面）政府执法的成效。换言之，信任不仅来源于直接经验，执法效果具有扩展效应。例如，在治安、食品、环境等与民众生活、健康直接相关的执法领域，民众往往通过执法成效来评价政府是否兑现了对民众的承诺，是否是一个负责任、有能力的政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极大加剧了这种间接经验的复杂性。各类大型媒体对执法活动、事件进行报道，人们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评价和讨论。大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新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者，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不再仅限于直接交往经验或停留在抽象想象中，而是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结合、交互反思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有关执法的直接和间接经验对塑造社会文化心理具有累积和放大效应。人们对政府的认识是一种片段化却又联系性的思考和反思方式，在每天发生的“小事”中，人们建构起关于政府品质的印象和评价。执法活动是人们关于政府记忆的重要来源，对民众认知政府产生显著的弥散性、溢出性效应。人们通过一个个执法活动、片段或传闻进一步演绎、扩大想象政府运作和政府形象，构成整体性评价政府的重要基础，继而影响着政府信任的形成，并产生持久影响力甚至固化民众的政府信任认知模式。例如，当民众对执法过程的某个片段或某个具体领域中的问题产生不信任，就可能对执法整体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如果民众与政府在某个具体领域或问题上仅维持着一种脆弱的信任关系时，往往经由某些突发个案，信任关系即被轻易冲破。

总体来看，执法是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综合领域，基于诸多重要因素对民众的政府信任产生重要影响。而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国家建构良好社会秩序的核心问题，因此需从国家治理角度重视执法问题：第一，由于执法领域所包含的治理要素以及执法产生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在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方面产生出持久后果，使其成为理解和解决政府信任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第二，执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异、偏差，往往是由于立法或执法体制本身出现了偏差。改善执法意味着从源头上检讨立法和法律治理，这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执法过程是否规范、顺畅、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组织建设的完备程度，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执法品质的提升因而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执法要有助于塑造具备一定理性的“合理信任”关系。要致力于消除执法的不确定性，建构自身的一般理性，否则容易导致脆弱或扭曲的信任关系。第五，执法改革不仅关乎能力和效率，还需要充分体现公正、尊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等价值追求，在执法中彰显这些价值追求有助于促成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第六，不能轻视个案的社会意义。个案极有可能冲破社会信任的一般“安全阀”，产生意想不到的破坏力，执法过程要重视因个案引发的信任关系危机进行积极修复。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