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祥波：宋诗与宋史

“中国文学的长河，是以诗歌为主流的。”其中唐诗、宋诗双峰并峙，成就最为突出。唐诗的总集出现较早，为唐诗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对于唐诗研究而言，宋诗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宋诗数量较大，且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全集有关。1998年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72册出版后，宋诗研究有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就宋诗选注而言，不论是古典时期的宋末方回《瀛奎律髓》、晚清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等，还是现代学术语境中的钱钟书《宋诗选注》、缪钺《宋诗鉴赏辞典》、金性尧《宋诗三百首》、张鸣《宋诗选》等，都侧重于对宋诗文学性的选择、注释与阐发。然而宋诗与唐诗之不同，在于宋诗作者（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唐代诗人有极大差异。简言之，宋代诗人以文官阶层为主，他们具有国家政权主人翁的心态，对国家政治、社会民生有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感。与唐代诗人的“布衣感”及唐诗中的“少年精神”不同，宋代诗人这种“先天下之忧”的心态使得宋诗具有了某种“中年气质”，也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在《全宋诗》中，直接反映国家政治、社会民生各层面的诗作数量较大，质量也较高。所谓“唐诗主情，宋诗主理”的文学性论断之外，有必要加上“宋诗重事”一点，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宋诗的总体情况。

自2004年起，笔者从《全宋诗》20余万首诗篇中，选取了带有反映现实的“诗史”性质者近300首，分为立国、建都、政事、党争、内患、外交、边防、经济、文化九门，一诗一事，加以笺疏。笺疏分为“笺说”与“疏证”两部分：“笺说”主要说明诗篇的本事背景、作者撰写时地及其写作意图、学界对此诗所涉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笔者对该问题的个人新见等，属“串讲”性质；“疏证”则引用第一手文献资料，说明具体诗句中的时地、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引文出处、用典等问题，属“引证”性质。另外，每门之前撰写小序，对该门所涉诗篇、史事的相互关系进行一一对应、前后联系的概述，以期使读者获得该门诗篇所涉宋代史事的基本认识。书末附有“宋代史事年表”与“作者及篇名索引”，将书稿中诗篇所涉及的宋代史事按时间顺序编录，并在史事下附写了诗篇名称，有助于读者在时间线索下通览全书内容，快速检索。

从微观研究的层面来看，此书所选近300首的绝大多数（280余首）是首次被加以注释，具有阐释上的原创性。以下所述难点及创新之处，具体到每一首笺疏，都有着一种或多种的存在：

考证诗篇的著作者及其社会（职务）身份、诗篇所属本事、诗篇写作背景及深意等。如“党争门”刘克庄《读本朝史有感十首》，历来据“宛委别藏本”《平庵悔稿》认定为项安世所作，《全宋诗》亦从之。笺疏据《后村先生大全集》的版本流传情况、刘克庄的实录院任职经历及写作特点考订此诗当为刘克庄作，诗题“本朝史”专指宋代实录，此组诗所述事件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表现出明显的“编年”迹象，而每首诗所述则以某一位或两位人物为中心，又体现出“传记”特点，正符合《实录》“编年附传”体的特点。再如“边防门”曾巩《边将》，笺疏指出诗云“太傅李汉超，侍中何继筠”，二人传记见于元修《宋史》，元修《宋史》以宋修《国史》为基本史料来源，而曾巩修撰《三朝国史》之太祖朝《国史》，正包含了何继筠、李汉超传记；另外，《边将》中若干意见来自贾昌朝《备边六事》，这与曾巩担任修撰国史职务时接触贾氏奏疏也有关系。故此诗为曾巩写定何继筠、李汉超诸将《国史》传记后有感而作，是难得的诗、史属同一作者、可堪互证的第一手材料。

对诗篇的阐释既采用第一手史料，又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作出新证。如“文化门”薛季宣《读舒王日录》云“周家道备骊戎变，流俗原来不误人”，笺疏指出“流俗”语出王安石“三不足”说。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指出“人言不足恤”或作“流俗不足恤”，此诗恰可为邓说之补证。另外，笺疏进一步考证了王安石集团对“流俗”一语之定义，强调“流俗”内涵所指为反对变法的士大夫阶层，而非通常认为的“普通民众”。再如“立国门”王庭珪《和李巽伯少卿见怀》，笺疏在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考证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此诗是现存最早涉及“泥马渡江”之诗篇，并首次将传说中“渡河”改为“渡江”。“泥马渡河”转化为“泥马渡江”之契机，在于《晋书·五行志》载太安时期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南渡初年士大夫好以东晋拟本朝，历史情境的相似性以及相应的文化心态都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