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从原点上确立中国学术话语权

本文语粹  

●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

●谁都不会认为西方科学已经肃清了人类在科学所及范围的一切未知，这样的确信显得过于狂妄，不是科学和科学家应有的品格。

●西方关于物体与规律之关系的世界观，决定了其认知取向是专注于对实体的物及其动态表现的描述，此即所谓“知识”，而中国以“道”为起点的世界观，则决定了其舍弃物体的外在表现而回归于“道”本身，其理论表达形态就是所谓“道理”。

●古老文明可以为独立绵延而自豪，但拒绝学习不是中华民族的品格，“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奠定的开放心态和学习传统，至今仍在发扬光大。

“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

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背景下，国内学界要求“创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话语权”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经验必须上升为中国理论，这个要求之意义重大，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学派”从哪里出发？“中国话语权”何以确立？尚未见到严格的方法论阐述。学界固然已开始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希冀探索出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权的构建之路（这样的努力是重要而可贵的），但由于尚未找到区别于西方学派的中国学派的出发点或中国话语权的基准点，简单的成果收集、整理和概括，一则难以避免“碎片化”，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二则所有整理作业仍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基上展开，“中国学派”的标注有了，但中国话语仍不清晰，讨论的问题和切入的视角体现的仍是西方学术体系。这意味着，确立中国话语权的历史性任务仍需要根本性突破。

要确立中国话语权，既不能“言必称希腊”，唯西方学术规范马首是瞻，也不能简单同西方学理范式反着来。这如同中医，固然有效，但今天国人不可能拒绝抗生素、核磁共振和外科手术等同传统中医毫无关系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所以，平等看待不同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各自贡献，超越不同文化之间的个性差异，从人类文明的共通之处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中国经验何以构成对人类的独特贡献，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证明，才是中国话语权的依托所在。所以，要建立“中国学派”、争取“中国话语权”，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又能让中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逻辑起点。仅仅与西方学者在西方设定的理论跑道上“你追我赶”，意义不大，辟通足以同西方对话的中国自己的理论路径，才真正具有战略价值，而找到这个逻辑起点、回到原点更是重中之重。

回到原点就是回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

“中国不是没有科学，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

“中国不是没有宗教，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中国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是西方的“中国学家”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约定俗成的句式，目的在于避免陷入一种貌似科学其实不合逻辑的学理纠缠，“中国何以没有××”。

从方法论视角来看，这一句式的价值在于提出一个简单而深刻的认识论问题：“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上的概念和定义，在多大程度上能适用于中国经验？”

各种主张“中国没有××”的观点看上去并非毫无证据，中国确实时常缺少同西方关于“××”定义相吻合的“××”。然而，看似有数据支持的论断却存在一个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用于判断中国有没有××的经验依据本身建立在只有一个模样的预设基础上，凡与这个标准不符的就不是××，所以中国没有××，自然成了学界“公认”。如果可以证明，这个关于××的定义本身是有缺陷的，那么以此认为中国没有××的结论，自然只能是“皮相之论”。

比如，西方哲学关于“超越性价值”的界定往往包含了摆脱日常生活的意向，似乎唯有建构了彼岸世界才能体现人类对超越性存在的追求。但人对自身的超越，为什么一定要同日常生活过不去？人为什么不能在世俗生活中直接达致“超越”？庄子的“庖丁解牛”故事，就用技艺纯熟而至“游刃有余”时，分割牛肉的日常劳作会呈现为充满韵律感、艺术感的舞蹈动作为例，说明了“超越性价值”无处不在的道理。古人曰“大隐隐于朝”，禅宗也倡导“吃饭喝茶”中的顿悟，不都是中国式“超越性价值”的经典案例？

再作进一步的推论，要严肃回答“中国有没有××”，不但需要回溯到关于××的界定本身是否成立，还需要确定一种文化是否天然有资格提出定义并以此判定其他文化有没有某些事项。这个问题不解决，看上去“事实确凿”的结论也是靠不住的。反过来，只要能找到一个超越特定文化提出的界定，并从学理上给以证明，就可能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质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