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笔下的南京大屠杀（3）

施佩林的记载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参加过青岛战役，在日本当过4年俘虏。因为终日驱赶日军，救助中国难民，被国际安全区救济委员会同仁称为“会移动的堡垒”。

作为国际安全区650名中国警察的领导，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这些中国人，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们无怨无悔忍辱负重的精神”。由于工作仅限于国际安全区，施佩林估计日军残酷杀害了5000至6000名平民：

20万难民被赶出了自己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许多妇女抱着婴儿，他们颤抖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吸奶。他们只是逃出了一条命，其他一无所有，他们寻求安全和保护。

新年第一天，有几个日本士兵胡作非为。一位年轻漂亮姑娘的母亲喊住我，哭着跪下求我帮助她。我跟她来到汉口路附近的一处房子里，我进屋时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那个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气愤得用各种语言痛骂这小子。这个日本兵把裤子提在手上，转眼间就匆匆地跑掉了。

身处如此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中，施佩林是少数一直保持高昂情绪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说，“为了赶走闯入安全区百姓家里野蛮强奸妇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国平民叫去的次数远远超过80次。我赶走他们毫无困难。”

但日军并不会因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们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无法设身处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续，而施佩林也尽了当时最大的可能来拯救中国百姓：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

陶德曼的记载

德国人士的报告，大多经过了陶德曼的中转签发。除了向官方、外界传播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陶德曼的笔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国民性的自然发展，他说：

凄惨的是日本陆军在南京所作所为。在这里，战斗的兴奋早就已经过去，此时中国士兵像兔子一样被分批带出去，然后无情地枪杀了。

日军一旦激怒起来就会做出比其他国民残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东京（德国）大使馆参事官时发生的事情。那是关东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为了杀害一个社会主义者领袖的家人，日军军官给他们家年幼的孩子们甜东西吃，在孩子们正沉浸在得到东西的喜悦中时，军官从身后用绳子把他们绞死了。这种亚洲式的残暴性在中国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枪杀，包括欧洲人的住宅在内的房屋遭到了掠夺，中国女性遭到了强奸。据美国大使说，仅仅从美国传教士们的家里就有13名中国女性被日军部队强行带走，对欧洲人住宅的掠夺现在仍在持续着。

同样，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杀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中国觉醒了。日军使埋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之前没有发觉的爱国主义萌芽了。日军试图树立独立政府的所有尝试，只产生出一种在日军的刺刀下才会存在的虚像。”

这一发现，在美国人士的观察中得到印证，《视野》记述道：“即使押往屠场的最后一刻，这些中国人脸上都流露着蔑视与反抗的神色，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证：中国终于成为我们西方人理解的‘爱国’民族。”

大屠杀对新型中国国民的形塑作用，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一个层面。陶德曼的观察发人深省。

(本文作者张生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