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秋归：道德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阔步前进，特别是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给道德文明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期望和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在当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提升马克思主义道德话语权，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何以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工作方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迈出了新的步伐。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日益深入人心，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但是，道德建设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现象有所滋长。有人用“道德焦虑”、“道德缺失”、“道德冷漠”等词汇来描述这种状况，虽然程度不一，却映射出当前人们对社会道德现状的担忧。

新形势下加强道德文明建设，是时代交给我们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中央出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更屡次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号召大家“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中央对道德问题浓墨重彩的强调，反映了党和人民“崇德向善”的美好道德愿景，为构建和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何以可能

在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道德危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它使人与人之间成为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以致人性的贪婪和道德的沦丧成为资本主义不可根治的顽症。资本主义道德危机，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根源仍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永恒道德观的虚伪性，指出道德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其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物质条件决定的，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

这样一来，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之时，就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与道德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道德如果被经济所决定所支配，其实质就是取消了道德生活以及道德哲学。这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道德观的争论，持续已久。我们知道，道德生活意味着人们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自由是道德生活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道德的基本存在方式便是一个人能够对其行为负责，即人们能够就其某一行为问责于他。”而人若没有自由，只是一种被决定的存在物，人就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没有是非可说，更无所谓道德不道德。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何以可能的考察，“就必须追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兼容人的自由”。

其实，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并不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社会经济条件对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拥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但这种支配作用是“最终”的、是“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在经济的最终作用发挥之前，意识形态还要经历许多间接的中介的环节，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人受到一定的物质条件限制，人又在这种受限制的条件下能动地活动着。马克思主义尤其强调要从“现实中的个人”去考察人的活动，即“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在这里，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并不是被“任意支配”，而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能够而且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人活动时，不是凭借欲望或感性盲目行事，而是必须遵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这些准则或规范，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与他人达成的共识，上升为普遍性的规范，其中就包含着当时社会的道德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体系的构建来说，就是要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充分发挥人的能动的自由，对于古今中外的道德资源、道德话语，借助于理论反思而加以系统化和可行性的阐释。